[摘要]龍晦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川派”敦煌學者，主要從事古漢語、宗教與考古研究，發表過多篇涉及敦煌學、宗教學、蜀學、音韻學等領域的文章，后集中收錄在《龍晦文集》中。龍晦先生對于敦煌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小的貢獻。文章主要從龍先生在敦煌文獻的音韻學探討、敦煌宗教文化研究、敦煌文學研究三個方面來論述其在敦煌學方面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龍晦;敦煌學;音韻

　　龍晦(1924-2011)，原名龍顯明，四川岳池人，與其弟顯昭先生“皆為蜀中博學之通儒，故有‘蜀中二龍’的雅號”。[1](序言P1)龍晦先生早年在私塾啟蒙，后進入岳池中學、重慶市立一中學習。1944年考入四川大學經濟系，畢業不久又于1950年進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原西南政法學院)學習，一年后到成都藝術�？茖W校(原四川音樂學院)圖書館工作，1956年調入四川音樂學院附屬中學任教。

　　1976年被借調至四川師范學院參加《漢語大字典》的編撰工作，1982年調入四川教育學院(今成都師范學院)任教，直到1989年退休。2011年4月1日去逝，享年87歲。龍晦先生曾兼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四川省中華文化學會副會長、四川省語言學會學術委員、史學會常務理事、四川大足石刻研究會理事。著有《靈塵化境———佛教文學》《太平經全譯》《梵音花雨》《龍晦文集》等作品。龍晦先生主要從事古漢語、宗教與考古研究。1972年發表《卜天壽〈論語〉抄本后的詩詞雜錄研究和校釋》，與郭沫若討論在吐魯番發現的卜天壽《論語》抄本中的�？眴栴}，得到郭沫若肯定。龍先生說:“這篇文章算是我的第一篇正式學術論文。”[2]

　　(P284)之后，先生陸續在《考古》《考古學報》《中國語文》《世界宗教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等學刊上陸續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如《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探原》《三星堆出土銅像考釋》《蜀酒與燒酒》《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圖頌〉跋》《唐五代西北方音與敦煌文獻研究》《敦煌歌辭〈搗練子·孟姜女〉四首研究》《釋〈中原雅音〉———論中原雅音的形成及使用地域》等，涉及宗教學、敦煌學、蜀學、音韻學等多個領域。其中，在敦煌學方面主要有敦煌文獻的音韻學探討、敦煌宗教文化研究、敦煌文學研究三個方面。

　　一、敦煌文獻的音韻學探討

　　龍晦先生認為:“敦煌卷子的書寫，除極少量是由外地攜來的卷子或外地旅居敦煌人所寫外，一般是就地取材。這些書手大多數是個體勞動者，一般文化不高，有些字寫不起，為了趕工賺報酬，簡筆或同音替代是他們經常采取的方法。”[3]所以敦煌寫本中有大量的同音或音近代替字，這對我們研究敦煌寫本也造成了一定的難度。龍先生認為，如果從語音入手校讀敦煌寫本，可能更易解決問題。故而龍先生主要是“由漢藏對音以探討敦煌秘籍，以音韻結合地理研究敦煌文獻的時代”。[2]

　　(P285)

　　1.借助音韻學考證寫卷內容，進而研究文獻。龍晦先生在《敦煌歌辭〈搗練子·孟姜女〉四首研究》中判斷《搗練子·孟姜女》為陜北寧夏民歌，就是分析其第二首的押韻從而得出的結論。他先是證明陽唐模通韻是陜北寧夏一帶的方音，又從歌辭本身入手，得出結論:歌辭最后一字“婆”必入韻，是以房、娘、婆葉韻，所以是典型的陽唐模合韻。在判定歌辭確為陜北寧夏民歌后，就較為清晰地分析判斷歌辭中的“燕山”是指寧夏靈武、中衛和寧夏東南地區一帶的燕山州、燕然州，隨即進一步判斷此歌辭創作時間約為元和十四年(819)。

　　2.借助音韻學校正敦煌文獻，使原本生澀難讀的文本渙然冰釋，文從字順。郭沫若在《考古》上發表的《卜天壽〈論語〉抄本后的詩詞雜錄》一文中有錄“理弦撫琴求學，樹下乃調銀箏”。龍晦先生在《卜天壽〈論語〉抄本后的詩詞雜錄研究和校釋》中，從方音及《廣韻》分析了“箏”與“珍”、“琴”與“靈”不能互代，且“撫琴”與故事不符，故將其校為“李玄附靈求學，樹下乃逢子珍”，使詩句更為順暢通達，也使得我們更易理解原文。

　　3.借助音韻學解釋敦煌文獻中出現的一些語言用法。龍先生在《唐五代西北方音與敦煌文獻研究》中對《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中的“歹”字進行了研究。在此之前，徐復先生與李思純先生都主張“歹”是一個藏文字母的譯寫，但龍晦先生不認為這是一個外來字。他從《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末尾“題記”出現的“天成二年”分析，此為公元927年，而“歹”已經出現在這個作品中，因此至少在天成二年前已有“歹”字且并非異文別字。它的釋義與《韻學集成》引《孝經直解》注“歹”為“悖德逆行”相同，但其音又與傳統字書注為“五葛切”或“牙葛切”不同。

　　轉而分析《維摩詰經講經文》中的“歹”字，得出“唐代‘歹’字已從原來‘五葛切，殘骨也’，而轉到‘多乃切’，或讀如‘多’，且具備有‘惡化’的意義”[3]的結論，為“歹”字并非外來字提供了有力的依據。龍晦先生在關于敦煌學的論文中借助音韻學來研究文獻資料。他認為，可從寫卷中的異文別字與西北方音相比較分析，一方面可以校正寫卷中的錯誤，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其他材料信息(題記、干支、官制、服飾等)進行綜合判斷，推測其寫卷年代，以更好地研究文獻材料。龍先生借助音韻學對敦煌文獻進行研究為我們研究敦煌文獻開啟了新思路。

　　二、敦煌宗教文化研究

　　龍晦先生在敦煌宗教文化的分析研究方面也有相當的造詣，下面進行簡要介紹。

　　1.佛教方面的研究。

　　他有《論敦煌詞曲所見之禪宗與凈土宗》一文，確定《五更轉》《證道歌》《求因果》《悉曇頌》等詞曲為禪宗文學作品，解釋禪宗有南、北宗之分，慧能所創的南宗因利用民間通俗文學形式創作淺顯易懂的佛教歌曲來宣揚自己的教義，并且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贏得了很多佛教信徒，故較北宗更為發達。而凈土宗的發展較之禪宗更為古老，龍先生先是分析確定敦煌文獻中《失調名·出家樂贊》《歸去來·寶門開》《歸去來·歸西方贊》《十無�！返仍~曲為凈土宗作品，再著重分析《十二時·普勸四眾依教修行》雖是為了宣傳宗教而作，但也揭示出封建社會的黑暗，反映出了當時的階級斗爭。在文末還提及佛教詞曲《父母恩重經贊文》與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經變像》非常符合，即由此確認了石刻《父母恩重經變像》源于凈土宗。

　　針對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經變像》中石像下有慈覺的頌文這一內容，龍晦先生在《敦煌與五代巴蜀文化》中對慈覺的身份又進行了研究分析，疑為凈土宗大師宗頤。石像下的頌文當為其著作內容，但因宗頤大師著作多失佚，對這一懷疑無從考證。1996年他發表的《關于大足佛教石刻兩則跋文》，從敦煌歌辭《十恩德》的第九首《遠行憶念恩》中“防秋”一詞，對其作詞時代進行分析得出《十恩德》應作于貞元九年(793)前，由唐末時期傳入四川。

　　2.道教方面的研究。

　　《論敦煌道教文學》一文從歌辭、曲子詞、變文三個方面分析了敦煌道教文化，通過一些如“見我手中寶劍”中的“寶劍”“夜深長舞爐前”的“爐”等具有典型道教文化的字眼，仔細分析了歌辭《還京樂》三首、《謁金門》《臨江仙》、曲子詞《內家嬌》、變文《葉凈(靜)能詩》等實為道教文學作品，確定其性質。《敦煌文獻所見唐玄宗的宗教活動》一文分析了唐玄宗的宗教思想為儒釋道三教合一，玄宗在對道教尊奉之外，又崇儒來維持封建統治。但在“安史之亂”之后，他漸漸地向佛教靠攏。

　　僧人是為了“佛日增輝”，唐玄宗卻是為了“皇圖永固”，他這種對于宗教的信仰，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世統治者(如宋真宗、明太祖)，也為文學創作中的人物及故事多樣性(如《水滸傳》中的張天師人物形象、《西游記》中的取經情節)提供了來源。

　　龍晦先生也有涉及對佛道兩教的比較研究。在《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經變像〉跋》一文中先是從四川與敦煌文化藝術有著深刻關系這一層面交代了大足佛教石刻的由來，再以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經變像》的石像為研究底本，大致介紹了石像的主題及不同特點。又將大足佛教石像與《十恩德》《十種緣》《孝順樂》《父母恩重經講經文》等與之相關的敦煌歌辭內容進行比較，得出結論:“大足石刻《父母恩重經變像》的塑造是以《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十恩德》《十種緣》《孝順樂》等宗教文學為創作依據，而其分段基本上是以《十恩德》《十種緣》《孝順樂》為主。”[4]

　　龍晦先生懷疑這些文本創作大約在晚唐至五代，石刻顯然晚于文本。接著從石像中的主題———“孝道”來研究佛道在川的消長變化，隨即解釋了道消佛長的原因及各自特點�？傊�，龍晦先生對于敦煌學中涉及的宗教文化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不僅闡述了佛經教義及其影響，還結合石刻等內容來對佛經的文本流傳、人物身份考證、作詞時代等信息進行考證研究。還有對道教的文學作品研究，關注與佛教的競爭發展，向我們展示了佛道兩教在晚唐五代時期敦煌的發展趨勢，這都為我們研究當時的宗教文化提供了新視野。

　　三、敦煌文學研究

　　敦煌文獻中還存有不少文學作品，龍晦先生也對敦煌文學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1.文本源流的分析。在《敦煌變文〈雙恩記〉本事考索》中，龍晦先生從文學角度將《雙恩記》與《大智度論》《四分律》《賢愚經》《報恩經》的文本綴合情況、情節結構及人物個性特點等進行了分析比較，發現《大智度論》是其故事最早的根源，情節簡單;《四分律》《賢愚經》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故事情節;《報恩經》則是添加人物具體性格發展而來。于是得出《雙恩記》是依據《報恩經》，參考《大智度論》《四分律》《賢愚經》剪裁成文的結論。

　　2.文學特點的分析�！抖鼗头鹎�〈五更轉兼十二時·維摩托疾〉跋———維摩詰文學試論》，此文是對維摩詰佛教文學故事的研究。此佛曲在體裁上“篇篇鉤鎖，句句連環”，[5]是傳世敦煌曲子中唯一的一組曲子。在藝術上使用夸張鋪陳的手法，具有“文約義豐”的特點，使故事更有吸引力和渲染力，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隨著當時時代的發展，欲迎合名士“清談與玄言”的口味，也力使與老莊攀上關系，維摩詰故事也變得漢化，開始在士大夫中流行。

　　3.文學詞語的研究。龍先生在《考釋兩則》中對卜天壽《論語》抄本后《十二月三臺詞》的“良妻解夢”進行了解釋。此為龍晦先生在給學生上課時無意間發現《敦煌寶藏》第十五冊標題為《佚類書》的文中記載了一段有關馮唐做夢的故事，而這正是《十二月三臺辭》中“良妻解夢”的故事，為“良妻解夢”找到了出處，解決了學術界的一個難題。其子龍達瑞說:“父親的學習動力，就其本源，我想與歐陽先生所說的‘悲而后有學，憤而后有學’有很多相通之處。”[6]

　　龍晦先生不論是從音韻學的角度來研究敦煌學，還是直接從敦煌文獻入手分析文本內容，都不落窠臼，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敢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并附上強有力的證據。此外，他還為敦煌文獻做了大量�？焙脱a充工作，在存疑處再去苦心研究并得出正確結論。龍先生苦心鉆研學術的精神，是他在敦煌學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我們應學習他對學術的敬畏虔誠之心以及嚴謹的態度。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敦煌研究》Dunhuang Research(雙月刊)1981年創刊，是敦煌學專業的學術刊物，辦刊宗旨是：刊發敦煌學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和敦煌學的新資料，促進敦煌學研究，以弘揚敦煌文化，繼承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服務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專家學者認為，作為敦煌學研究成果刊登和學術交流的重要平臺，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里，敦煌研究的出版發行，將有關敦煌學研究的新成果、新資料、新信息及時傳播到了海內外，直接促進了國際敦煌學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