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出現與發展，通過制度的引進和調適，呈現了中國特色的多元現代性進程‍‌‍‍‌‍‌‍‍‍‌‍‍‌‍‍‍‌‍‍‌‍‍‍‌‍‍‍‍‌‍‌‍‌‍‌‍‍‌‍‍‍‍‍‍‍‍‍‌‍‍‌‍‍‌‍‌‍‌‍。國立北平大學作為大學區制改革的產物，通過借鑒法國模式，豐富了中國高等教育制度建設的思想資源，提供了制度引進的實踐經驗‍‌‍‍‌‍‌‍‍‍‌‍‍‌‍‍‍‌‍‍‌‍‍‍‌‍‍‍‍‌‍‌‍‌‍‌‍‍‌‍‍‍‍‍‍‍‍‍‌‍‍‌‍‍‌‍‌‍‌‍。歷經抗日戰爭的遷徙和戰后復員的曲折，國立北平大學的改組和消失，呼應了中國高等教育進行區域分布均衡調整的時代需要‍‌‍‍‌‍‌‍‍‍‌‍‍‌‍‍‍‌‍‍‌‍‍‍‌‍‍‍‍‌‍‌‍‌‍‌‍‍‌‍‍‍‍‍‍‍‍‍‌‍‍‌‍‍‌‍‌‍‌‍。一校的變遷，從國際到國內，由華北到西北，彰顯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外部制度借鑒與內部結構調整。

　　關鍵詞：高等教育制度;國立北平大學;制度借鑒;制度重構;區域均衡;多元現代化

　　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社會，面臨著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通過兵戰、商戰、學戰的探索，近代中國歷經融入世界的坎坷。從閉關鎖國到被動開放，有識之士開展了從器物學習到文化改造的審慎采擇。高等教育制度層面，立足儒家的思想傳統，承襲太學與書院的機構組織，面對西方大學的學術導向和系科設置，吸收何種資源、建設何種制度，成為教育改革者面臨的首要問題。“現代性的歷史，最好看作是現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獨特的現代制度模式以及現代社會的不同自我構想不斷發展、形成、構造和重構的一個故事。”

　　[1]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摸索與調適，身處這種借鑒與重構的情境，呈現出一種從中心到邊緣、由引進到改造的進程。經由外部制度吸引與內部發展需要的共同作用，制度設計為大學發展提供導引，大學變動則是制度更易的具體表現。本文即以國民政府時期出現的國立北平大學為對象，梳理其采用法國模式進行制度借鑒的積極嘗試，呈現其從華北到西北的遷徙過程。一方面，側重分析制度引進的本土性轉化;另一方面，著重考察區域分布的結構性調整，從而立足制度設計與學府變遷的互動，梳理民國時期現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構與調適。

　　一、制度引進與國立北平大學的創立

　　短暫存世的國立北平大學于今湮沒無聞，時與北京大學相互混淆。這所組織松散的巨型大學，“原不是一個學校，也不在一個地方，是一個時期，隸屬于一個校名的幾個學院。”[2]追溯淵源，1927年8月，張作霖組織的北京軍政府教育總長劉哲借口各校不易辦理，力主將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北京法政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北京美術專科學校等國立九校合并為京師大學校。9月20日，強行改制的京師大學校在教育部禮堂舉行總開學典禮。作為奉系軍閥高壓政策的產物，京師大學校的建立受到北京教育界的普遍抵制，造成平津地區高等教育的萎縮，嚴重危害了自由開放的學術風氣，削弱了北京作為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也讓歷經思想控制與政爭起伏的高等教育界反思中國高等教育的出路與走向。

　　(一)國立北平大學的艱難締造

　　1928年6月初，國民革命軍進逼北京，張作霖政府倒臺。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派高魯等人接收北京文化教育機構。此前，國民政府在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主導下引入法國制度，在高等教育領域掀起了“大學區制”改革。這種以法國模式為范本的嘗試，以大學為核心，統攝小學、中學教育以及教育行政事業。1923年11月，留法歸來的周太玄即主張以法國大學區制為依據，將全國劃分為十個學區。周太玄提出[3]：

　　每區擇適中及重要地點，設一區學院、一國立大學及一區教育會議，綜理一切高等教育、中級教育、國民教育、社會教育、平民教育及其他特種教育等等。各區學院及大學，均統屬于教育部;但其內部組織及更改，則應有最高教育會議將其議定之條例，交教育部頒布執行之。

　　這種教育制度設想，最初為赴歐學生尤其是留法學生，親歷法國教育后提出的中國教育制度改革規劃。其時日本、美國教育模式在國內并行交替，政治動蕩造成的教育崩潰進一步推動了教育改革的步伐，法國教育模式自此進入國人視野。“就普通教育言之，……惟法國教育，能脫于君神之迷信，……法人學術之精博，人人得而見之，非有所偏譽也。”[4]尤其在制度建設方面，大學區制具有的相對獨立運作系統，有助于在經費匱乏、結構失調的中國教育領域實現統籌規劃，相互溝通。以上種種，都為國民政府采擇法國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礎。

　　作為大學區改革主導人物的李石曾，一度赴法留學，熱衷法國教育制度的引入。“李石曾較為全面地接受了法國的科學、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在模仿西方的教育改革中,李石曾唯對法國的科學和教育制度情有獨鐘。”[5]出于統一北方文教事業的立場，他積極倡設北平大學區。1928年7月19日，國民政府會議議決：北平國立各校合組為國立中華大學，以李石曾為校長。8月16日，大學院大學委員會開會討論北平大學區案。蔡元培鑒于蘇浙兩省試行的結果問題甚多，表示反對。李石曾一方則極力推行，“謂大學區制為世界最良好之教育制度，江浙試行之無良果，乃辦理者不得力，且謂石曾先生對此案決不讓步。”[6]

　　借助李石曾的政治影響力，會議最終通過了《北平大學區組織大綱》，議決設立北平大學區。翌日，蔡元培呈文辭去本兼各職以示“不合作”態度，未被接受。9月21日，國民政府議決：國立中華大學改稱為國立北平大學，包含北京大學等各校，并通過北平大學區組織大綱，管轄河北、熱河兩省，北平、天津兩特別市。其后國民政府任命李石曾為國立北平大學校長，李書華為副校長，合并北京的國立學校及天津國立北洋大學為國立北平大學，設大學委員會北平分會為國立北平大學最高審議機關。張強：締造與消失：高等教育制度變遷視野下的國立北平大學

　　(二)改組風波與國立北平大學重組

　　合組國立中華大學的決議傳出，激起北平各校不滿。北京大學學生從1928年6月即組織復校委員會，努力恢復北京大學原有的名稱及組織。改組消息引發強烈抗議，北京大學學生于11月17日發布護校宣言，斗爭矛頭直指李石曾，護校宣言稱[7]：

　　北京大學之有特殊情形，完善組織，及歷史上之成績，國際間之地位，而允宜獨立。北平大學區之因人而設，易使學閥把持，學術官僚化，及顧此失彼，弊端百出，破壞全國教育行政統一，而應受反對。

　　為表達意見、體現決心，北京大學學生在復校委員會的領導下，于11月29日舉行游行示威。數百名學生到中南海國立北平大學辦公處，搗碎門窗和家具等什物，然后分別前往李石曾、李書華宅邸抗議。12月1日，李石曾派遣軍警數百人，保護接收人員前往北京大學接管，亦被武裝學生趕走。值此混亂之際，吳稚暉出面調停，提議將北京大學舊有三院，加一“北大學院”名義，由副校長兼任北大學院院長，以示保留北京大學獨立性質。

　　此外，北京女子大學全體學生于11月23日赴國立北平大學校長辦公處請愿，表示反對并入女子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亦反對合并，舉行游行示威。雖然反對之聲不斷，國立北平大學最終得以建立。大學本部設立11個學院：北京大學改為北大學院;北京師范大學改為第一師范學院;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改為第二師范學院;北京法政大學改為法學院;北京工業大學改為第一工學院;天津北洋大學改為第二工學院;北京農業大學改為農學院;北京醫科大學改為醫學院;北京女子大學改為女子學院;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改為藝術學院，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改為俄文法政學院。每學院設院長一人，秘書一人，輔助院長處理該院事務。國立北平大學校長由李石曾擔任，李書華任副校長。

　　大學區制改革的試行，遭受到各方的反對。獨立于國民政府行政體制的大學院設置、教育行政重心系于高等教育，忽視了其他各級教育事業發展等，成為時人非議的要點。“由于理性設計而進行激進的制度變遷加速了大學院與大學區的失敗”。[8]1929年7月5日，國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浙江兩大學區，限于當年暑假停止，中央大學區限于當年年底停止。隨著大學區制改革宣告結束，此前并入國立北平大學的各院校再次提出復校獨立的要求。

　　1929年8月7日行政院會議議決：國立北平大學研究院改為國立北平研究院，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改為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平大學第一師范學院改為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仍令劃出獨立，并組織國立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籌備期間稱為國立北洋工學院)。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改為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其剩余各學院合組為一所新的國立北平大學。至1933年，經過一系列的院系調整，國立北平大學基本完成了合并以來的校際整合，形成了五學院一附校的組織格局，即包括女子文理學院、法商學院、醫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和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北平大學的艱難建立，透露了宏觀制度層面改革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的困難。如前所述，李石曾等人致力領導北方地區的社會改革與教育事業，在江浙試行大學區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仍然極力倡導北平大學區的建設[9]：

　　我們以為首都既在南京，北平應為教育與學術重心。推行大學區制的目標，即以北平國立學校與天津北洋大學原有人才和設備，加以充實和擴大，使成為一個完善而合理的大學，負起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的責任。同時使河北高等教育與北平高等教育發生聯系，一面使北方普通教育與高等教育亦得以彼此銜接。

　　北平大學區制改革的校際合并，隨即改變了京津地區的高校格局。初建的國立北平大學，依托雄厚的政治資源和龐大的學校規模，與同樣經過整合的中央大學南北呼應，成為中國教育制度革命的產物。然而由于院系地理位置的分散，以及各校歷史傳統的差異，尤其是政府對于大學組織和傳統的橫加干涉，導致國立北平大學沒有因為外部形制的統一而實現組織內部的融合，反而由于合并各校之間地位的不對等，造成形聚而神散的局面。

　　回顧國立北平大學的建立，其主要是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從法國制度文化中尋求改革資源，并與當時國內“教育獨立”的思潮相呼應，進而在高等教育制度層面進行嘗試的產物。這種努力體現了制度創新的新趨向，其用意在于平均輸入歐美制度來改造中國高等教育。觀察這一短暫的改革歷程，雖然“現今世界之教育，能完全脫離君政及教會障礙者，以法國為最。法國自革命成功，共和確定，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遺毒”[10]，但是現實的操作，除了客觀的適應性問題與主觀的理想化特征，以及內部的權力紛爭，大學區制改革尤其缺乏社會的土壤。正如研究者所言[11]：

　　中國社會在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下，作為民主管理重要基礎的市民社會、中間階層及各種中介機構均先天發育不足，以致在法國得以長期順利運作的管理體制移植到中國，就暴露出種種不成熟和混亂。

　　在外國制度與本國實際的沖突與磨合中，面對中國社會的內憂外患，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界不斷摸索適合的發展路徑。雖然改革以失敗告終，但它畢竟呈現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側面。

　　二、戰時遷徙與均衡化調整

　　教育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必然植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與地理區位。反思法國大學區制在中國的實踐與挫折，除了制度方面的不適，國家疆域遼闊造成的區域性教育失衡在中國尤為明顯。1931年9月，國聯教育考察團對中國教育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考察，完成了《中國教育之改進》報告書。針對中國大學過于集中的問題，報告指出[12]：

　　中國而外，世界各國，同一城市而設立兩個以上之大學者甚少，……是以教育部如欲刷新大學制度，專心謀全國教育之利益，則北平與上海二地，實不應再有八國立大學，及立案之十七私立大學林立其中也。

　　國聯專家由此建議分散高等教育資源，謀求國內各區域高等教育的有序均衡發展。國民政府亦對此有所反應，一度設想將國立北平師范大學遷往西安。1933年2月，針對坊間傳聞，時任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校長李蒸表示[13]：

　　外傳教育部當局，以北平師范大學環境不適，改革多阻，擬遷西安，……本人事前并未聞悉，敝校與教育部函電往來，教部亦無片語及此，想師大遷設西安之說系外界之誤傳。

　　雖然未有實質性的舉動，但是針對高等教育區域分布失衡的問題，已然受到民間和政府的廣泛關注，并采取整頓行動。“1931年以后中國大學的發展更有秩序，學校分布失衡問題有所緩解，入校學生素質有所提升，課程克服了脫離中國實際的弊病。”[14]隨著內憂外患的加劇，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與開發內地的迫切需求，對高等教育的區域分布提出了新的訴求。

　　(一)從國立北平大學到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盧溝橋事變之后，隨著北平的淪陷，京津地區高等教育機構隨即陷入敵手。為妥善安置高校師生，國民政府教育部實施戰時高等教育調整，建立臨時大學。1937年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布第16696號令[15]：

　　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師資設備為基干，成立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安臨時大學。

　　消息公布后，暫避南京的國立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與新任西安臨時大學常委陳劍脩、國立北平師范大學校長李蒸同車經徐州轉往西安。國立北洋工學院院長李書田亦離津赴陜，進行校址選定、收容學生的工作。

　　1937年10月1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西安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組織規程》，王世杰為委員會主席，任命李書華、徐誦明、李蒸、李書田、童冠賢、陳劍脩、臧啟芳、周伯敏、辛樹幟9人為部聘委員，進行校址勘定、院系設置、師資遴選、學生收納等工作。其時，全校共計6院26系，包含文理學院、法商學院、教育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和工學院，全校學生總計1472人(內含借讀生212人)[16]。隨后由于戰事影響，西安臨時大學再遷漢中，建立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8年5月2日，學校在城固校本部補行開學典禮，學校常委陳劍脩報告遷移經過和更改校名的意義，指出“本校現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其意義一方面是要負起開發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有三院校合組而成”[17]。至此，國立北平大學與國立北洋工學院、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等校合并建立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成為戰時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并立的高等學府。

　　(二)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的改組

　　1938年7月21日，鑒于過去專科以上學校設置缺乏計劃導致學校分布不均，無法滿足社會需要，國民政府教育部參酌當時情形，令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工學院和農學院與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國立東北大學工學院、私立焦作工學院，合并改組成為國立西北工學院和國立西北農學院，并將教育學院改組為師范學院，由此開展了針對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的第一輪改組‍‌‍‍‌‍‌‍‍‍‌‍‍‌‍‍‍‌‍‍‌‍‍‍‌‍‍‍‍‌‍‌‍‌‍‌‍‍‌‍‍‍‍‍‍‍‍‍‌‍‍‌‍‍‌‍‌‍‌‍。此次調整呼應了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和《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強調“對于全國各級學校之遷移和設置，應有通盤之計劃，務與政治經濟實施方針相呼應。”[18]改組后的學校以“西北”命名，也體現了政府希望將其永留西北以改善西北高等教育結構和進行農工人才培養的用意。

　　1939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將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再次改組為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師范學院和國立西北醫學院，實施了針對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的第二輪改組。1939年3月，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就曾深刻檢討了教育問題，研究切實的辦法以適應抗戰建國的需要，其中就涉及高等教育區域的劃分和院校的建設，并指出[19]：

　　我們注意提高學術的標準，尤其要使科學教育能與抗戰建國的大業相配合，一般課程，均擬加以整理。為求全國文化水準平均適合起見，因而有大學教育和師范教育分配區域的規定。

　　西北地區既然作為建國基地，自當在教育領域承擔起人才準備和資源開發的重任。教育會議提案涉及教育行政方面的《關于劃分中等以上學校區案》和國民政府教育部交議的《高等教育改進案》，皆以高等教育均衡化發展為取向，具體規劃了大學區、師范區及農、工、商、醫等學院的設置問題。會議之后隨之而來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兩輪改組，其目的即在通盤考慮的基礎上調整內遷高校的組織設置，在內地建設綜合大學和分科學院，使得高校分布滿足抗戰建國的需要。

　　從戰時情境和內地開發的需要出發，這種改組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從大學的歷史和傳承考量，誰應該被改組和如何改組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關涉最大的國立北平大學尤為如此。時任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教授的許壽裳(原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獲悉改組消息后表示[20]127-128：

　　慨自前歲平津淪陷，同人等誓與暴日，不同戴天，所以茹千辛，冒萬險，犧牲一切，間關西來，無非愿在先生指導之下，服從政府設立聯大之至意，繼續黽勉，兩載于茲，希冀同日收復失土，復興我平大也。不料西遷以來，教部對于我平大，迭事紛更，去夏既令裁并我農工兩院，今夏忽添派常委兩人，忽又取消西北聯大，將我醫學院獨立設置，并得僅存之文理法商兩院，改組為西北大學。朝令夕改，一再摧殘，獨使我平大，完全消滅于無形，查西北、西南兩聯大之設置，均經最高國防會議通過，同時成立，今西北聯大既除，而西南聯大無恙，此非教育部有所歧視自相矛盾之明證乎。值前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際，同人等對于此舉，本不忍有所批評，惟念我政府屢布德音，招致戰區智識分子，以增強抗戰力量，同人等因皆由戰區脫險而來者，而教部如此蔑視，顯與政府原意相違，雖有百喙，莫能解辯。

　　面對教育部對西北聯合大學的不公正待遇，尤其是分拆和取消國立北平大學的舉措，以許壽裳為代表的國立北平大學舊人提出激烈的反對意見。雖然經過相應的努力，但一校的存亡無法阻礙整個高等教育結構的調整，同時亦需要在抗戰建國的目標面前有所妥協。

　　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最終于1939年8月8日奉令改組成立國立西北大學，由胡庶華任校長。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原有的醫學院、師范學院分出，成立國立西北師范學院和國立西北醫學院，分別由李蒸和徐佐夏擔任院長。這種強力改組傷害了國立北平大學師生的感情，也沖擊了學校的正常發展。其時任教于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的謝似顏教授談到[21]：

　　聯合大學突然改組，許多朋友不能聚首一堂再做快樂夢。有幾位意志不堅定的家伙竟一怒回轉北平，加入偽組織當漢奸去了。一班朋友與先生(許壽裳)多飛云南轉四川，我則始終逗留在陜西、河南一帶，抗戰勝利為止。

　　這其中包括了徐誦明、李季谷、胡元義、寸樹聲、吳英荃等十余人。在此前后，由于生活境遇及學校改組等原因，醫學院院長蹇先器等人亦辭職離校。以國家需要為名義，大學遭遇被動改組造成的負面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戰時國立北平大學隨同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和國立北洋工學院由平津遷至西北，在國民政府教育部尋求高等教育均衡發展的合并改組過程中“實存名亡”，皆以“西北”命名，以示永駐西北。這種舉措，既改善了戰前高等教育過分集中平津的情形，同時為西北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組織和人才支持，可謂“一舉兩得”。西北各省區政府，尤其是陜西與甘肅，從中獲得本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助力，亦愿意各校常駐西北，改善本區學生的入學條件，培養需要的建設人才。其中構成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工學院、國立西北農學院和國立西北醫學院主干的國立北平大學各學院，貢獻尤著。然而，國立北平大學卻從此銷聲匿跡。

　　三、戰后復員與國立北平大學的消失

　　抗戰勝利之后，內遷高校的復員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1945年9月21日，全國教育善后復員會議在重慶中央圖書館會場正式舉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會議期間發表講話，指出“我們必須注意西部文化的建設。戰時已建設之文化基礎，不能因戰勝復員一概帶走，而使此重要地區復歸于荒涼寂寞。”[22]國民政府高層意見為戰后的復員確定了方針，也在高校的去留方面產生了爭議。國立北平大學作為改組消失的大學，亦成為復員政策影響下的高校之一。

　　(一)國立北平大學的復員努力

　　為勝利返回北平，國立北平大學師生積極開展復校工作。1945年9月14日，國立北平大學校友總會為有計劃地進行復校活動，在重慶舉行全體大會商討復校事宜，計有三百余名校友參加。大會以曾任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的劉運籌為主席。首先由周建侯代表原國立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報告接洽情形，并宣讀西安國立北平大學校友分會及國立北平大學復校運動委員會西安分會的通電。

　　經過討論，全會議決：于校友總會之下成立復校運動委員會。推選徐誦明為復校委員會主任委員，周建侯為副主任委員，各院推選委員之人計十八人，歷任校院長均為當然委員。由委員中互推嚴持敬、杭維翰、雷友云兼總務，吳英荃、熊樂忱、黃日聰兼宣傳，劉運籌、王先嘉兼交際。推派校友熊炳、黃念祖即日去平與留平校友取得聯系。派代表向教部請愿。定明(十五)日下午二時舉行復校委員會議，加緊復校工作。[23]頗有聲勢的國立北平大學復校運動由此展開。

　　與此同時，原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校友也積極爭取復校，并進一步提出接續北京工業大學的傳統，爭取工學院獨立的復院運動。1945年12月，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北平校友總會召開抗戰勝利后的第一次全體校友大會，京師高等實業學堂最后一任校長袁勵準、原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校長洪镕也蒞臨參加，其復校熱情可見一斑。在團結熱烈的氛圍中，會議提出了復員運動的口號，改選成立了新的“北平大學工學院校友會”和“北平大學工學院復員運動委員會”，推舉代表向社會各界和相關機構開展復院宣傳，以期擴大影響‍‌‍‍‌‍‌‍‍‍‌‍‍‌‍‍‍‌‍‍‌‍‍‍‌‍‍‍‍‌‍‌‍‌‍‌‍‍‌‍‍‍‍‍‍‍‍‍‌‍‍‌‍‍‌‍‌‍‌‍。

　　(二)國立北平大學的最終消失

　　抗戰期間，日偽以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一部建立了偽北京大學工學院。抗戰勝利之后，鑒于自身工科薄弱的現狀，北京大學校方有意接收淪陷時期的工學院發展工科，受到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校友的反對。1946年7月，聞聽國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將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合并到國立北洋大學，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北平校友會在《大公報》發表《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全國校友公鑒》，歷數學校的歷史與貢獻，決定成立復校護院委員會，指出此項合并決定[24]：

　　上無以副主席工業建國廣植人才之旨，下無以慰數千同學以往未來殷殷報國之忱。……同人等與母校休戚相關，不忍坐視，業已一致議決，誓死維持，伏懇鈞部……明令準予成立北平工學院，□可永久獨立，以宏造就。

　　雖然反對之聲不絕，但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與國立北洋大學的合并依然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支持下繼續推進。當兩校辦理交接之時，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復校委員會成員趕到國立北洋大學校長金問洙家中，與其進行談判。交接現場也聚集了大批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校友，使得交接工作無法進行，只得決定改期。“一周后，交接儀式仍在工學院進行，動員警方力量進行了嚴密的警戒。校友們格于形勢，只好作罷，未再前往阻止。”[25]直至1947年夏，國立北洋大學北平分部正式結束，移交成為北京大學工學院。雖然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亦組派代表團赴南京向國民政府教育部請愿，但無力改變移交的事實。隨著新的北京大學工學院的成立，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復院運動草草收場。

　　考察國立北平大學的復校過程，從校方到院方都有在北平復校的意圖。這種呼吁壯大了復校的聲勢，但又分散了復校的力量，這與建校之初國立北平大學的組織結構松散息息相關。始終關注國立北平大學前途的許壽裳在抗戰勝利后表示[20]2241：

　　平大復校事有希望，甚善，惟欲促成此舉，非僅賴教授之力，其最要關鍵，實在畢業同學廣事運動，力量始大，迺平大同學狃于習慣，只重本院而不重全校，不知群策群力，宜其成功之難。徐軾游校長現亦在滬，亦與我意見相同，勸同學多多努力也。

　　只是這番復校的努力，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復員規劃相互沖突。按照全國教育復員會議《專科以上學校及研究機關復員案》的規定，復員行動一方面需要顧及地方條件而注重教育文化中心的建立和地理上的平衡發展;另一方面則對停辦但有悠久歷史和成績卓越的高校予以恢復。依據該兩項規定，國立北平大學的改組留駐有助于滿足平衡發展的迫切需要，而其復員訴求則缺乏堅定的后盾。為了增加影響，署名為宇維的人士在《世界日報》發表了《介紹北平大學》的文章，指出國立北平大學在文化建設與人才培養方面的貢獻，并強調[26]：

　　北平大學的校友會，正籌備復校。它在重慶有一校友總會，西安、成都、蘭州、貴陽、城固、南鄭、武功等地設有校友分會。近來各校友會間電訊交馳，務期達到在原來校址復校上課之目的。

　　經過長期爭取，國立北平大學未能獲得復校許可，最終扎根西北，其余脈也分散到西北各院校。從華北到西北，國立北平大學由此成為大學史上的失蹤者，為西北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所大學變遷存亡的歷史，體現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本土化歷程。從借鑒法國大學區制到最終留駐西北，國立北平大學的出現與消失，既見證了中國高等教育在制度借鑒本土化過程中的曲折，同時也體現了在遼闊疆域的中國進行高等教育區域均衡化的嘗試。對于古老的中國，國立北平大學的建立體現了自西向東的高等教育制度引進過程，尤其是將法國學制納入參照和學習的視野，其追求“教育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取向為中國高等教育制度和思想發展提供了有益的資源。

　　“現代大學興起于歐洲和中國兩種文化認識論之間，這里當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根深蒂固的沖突，但是我們不應該只把中國大學簡單地當作西方化的產物。”[27]在大學區制改革過程中，以蔡元培為代表的教育改革人士，吸取法國文化教育的獨立、自由應對中國問題，“大學院與大學區制實行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教育獨立化,教育獨立的核心在于獲得獨立的地位,不受政黨與宗教的把持。”[28]雖然拘囿于戰時的限制與社會基礎的缺失，改革草草收場，但是歷經日本、德國、美國模式的影響，引入法國“大學區制”的改革嘗試，為中國教育發展注入了新的制度資源。正如研究者所言[29]：

　　就法國文化的中國影響而言,大學區制是一次沖擊巔峰的嘗試,雖然因事起倉促再夾雜諸多復雜微妙因子而黯然折翼,但絲毫不影響其在政治史/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

　　大學區制改革追求教育獨立的良苦用心，亦為尋求出路的中國教育界提供了借鑒和思考的路徑。

　　對于遼闊的中國，國立北平大學的消失呈現出自東向西的高等教育區域分布調整。高等教育機構稀缺、教育資源有限的內陸地區，文教事業亟待補充發展。“中國教育家和政治家長期關注著這樣一個問題：現代高等教育應均勻地分布于全國各地，并在不同地區牢牢地扎下根來。”[30]新教育引入中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這種訴求始終成為政府和民間在地理空間和文化層面改善教育結構的重要內容。國立北平大學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從華北遷至西北，并因國家高等教育布局的需要，遭遇邊緣化的困境，進而改組消失。然而，正如阿特巴赫(PhilipG?Altbach)所言[31]：

　　在某些方面，一所立足本國的邊緣性大學在滿足近期的國家需要方面能比一所與國際學術系統有密切聯系的大學做得更好。這樣的邊緣大學能更好地培養滿足國家特定任務所需要的人才，能對發展的需要迅速做出反應，并愿意更多地參與解決社會當前存在的問題。

　　不同于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地位與作用，西遷并改組的國立北平大學承擔了“輸血”的使命，一舉奠定了西北尤其是陜西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石，在文、理、工、農、醫等方面培養了大量人才。

　　縱觀國立北平大學的變遷，從高等教育制度建設的歷程出發，不論其主動開展的制度改革，還是被動進行的機構重組，都指向構建適應中國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大學制度結構。國立北平大學的存亡，作為整個制度進程的一個側面，表征了中國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

　　高等教育論文范文：高等教育研究的人類學理路探尋

　　摘要：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經過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不可否認，高等教育研究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如本體論的重“器”輕“人”，認識論的重“一元論”輕“多元論”，方法論的重“理論”輕“實證”。人類學研究范式與高等教育研究有著一些耦合之處，可有效彌補高等教育研究之不足。針對高等教育研究的上述問題，運用人類學研究的“人本性、多元性、實證性”的方法特點，可以實現對這些問題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