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教育視角看陶淵明的出仕心態會發現這兩者有緊密聯系。陶淵明早期所接受的教育一方面深受崇尚儒學的家庭教育熏陶及其家道中衰的現實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北人南遷的士族在荊江地區復興儒學以反玄學的思潮影響。這樣的教育環境鑄就了陶淵明胸次浩然的性格氣質、耿介不阿的政治人格，使其始終堅守著“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儒家出仕心態。

　　關鍵詞：陶淵明;儒學教育;出仕心態;玄學

　　陶淵明作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杰出的文化名人，人格精神與文學成就均令后人景仰。學者們每論及陶之文學，總與“隱逸詩人”相關聯，直到近年方出現持否定態度者。有陶學研究者認為，陶淵明關心政治，注目現實，有志仕進，這些才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

　　歸結兩方要點，爭議正在陶淵明的“仕”與“隱”上。學者們對于陶淵明的仕進與隱逸思想的表現及形成原因都有較多論述，并形成了許多令人較為信服的觀點，但從陶淵明所受教育入手來研究者卻幾乎沒有出現。實質上，通過對陶淵明早年教育履歷的考察可以發現，無論仕進或隱逸思想，都與早年陶淵明所接受的教育有極大關系。本文欲在借鑒前賢研究的基礎上，試從教育視角對陶淵明的仕進問題論一孔之拙見。

　　1陶淵明早年的教育環境

　　陶淵明生活在門閥政治體制最為顯著的六朝時期，所接受的教育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東晉的門閥士族控制著政治、經濟、軍事大權，而且擁有文化特權。在這一體制中，家庭教育扮演著獨特的作用。陶淵明雖說出身于沒落的仕宦家庭，但相對于平民之子，他擁有接受更好教育的物質條件。陶淵明所受教育與地緣、親緣關系密不可分。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曾任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軍事，祖父陶茂為武昌太守，可見陶家多在荊江地區活動。對陶淵明影響較深的外祖父孟嘉也是當時荊州刺史桓溫的座上客。陶淵明幼年主要在荊州、江州等一帶活動。自東漢以來，這一地區有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在儒學的繼承和發展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

　　《后漢書·劉表傳》記載：“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后定。”[1]2421可見大批中原儒學之士歸入荊江地區，得到當政者的重視，設立學校傳授儒學，形成儒學在地方上的一時興盛，史稱荊州學派。《劉鎮南碑記》中記載當時的情形說：“篤志好學、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計。洪生巨儒朝夕講誨。”[2]

　　966又《荊州文學記官志》曰：“于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脫介免胄。”[2]966在這種風潮中許多以武將身份入仕的官吏后代紛紛踏進學校接受文化教育。這種崇尚文化的學風一直延續至東晉。東晉儒學的興起以反對玄學的毀禮敗俗為開始，但荊江地區的儒學又有自己的特色，它繼承了傳統荊州學派的余風。《劉鎮南碑記》云：“學派深憫末學違本離質，乃合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劃浮辭，芟除煩重。”[2]

　　966教材上刪繁就簡，集五經之要義，同時注重儒、釋、道勢均發展，學人治學亦不拘一格，思想漸趨多樣化。東晉荊江地區的士人圈子，讀書、治學多以廣通為高，兼采博收，尤不重章句考訓。陶淵明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3]189“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3]

　　271詩中“游好”“泛覽”說明陶淵明讀書之博。又如《五柳先生傳》說：“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3]344《與子儼等疏》亦說：“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春有得，便欣然忘食。”[3]363詩句中“閑靜少言，不慕榮利”說明陶淵明讀書并不以搏取功名為唯一目的，而是懷著平和自然之心。

　　“不求甚解”“欣然忘食”說明陶淵明但求大義而不拘小節的治學態度。若考陶詩用典之源，有來自《論語》之處亦有源于《老子》《莊子》等道家經典，可見少時的陶淵明受荊江地緣學風的影響不淺。陶淵明早年的教育與其家族淵源及家庭環境有極大關系。陶淵明出身于仕宦之家，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赫，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陶侃的父親陶丹是東吳名將，但去世較早，家道中衰。

　　陶侃在平定王敦之亂、蘇峻之亂、郭默之亂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軍功，掌握軍權，漸漸顯達而為朝廷中樞。至晉成帝時，其勛爵可與王導、庾亮爭榮，成為左右當時政局的重要力量。《晉書·陶侃傳》記載陶侃歷任“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4]1768等高位。

　　陶家自陶侃開始進入士族行列，但以陶侃所代表的士族與崇尚玄學的江東士族又有區別。“許多荊、江戰功之人，如陶侃、桓玄等對當時玄風壞禮甚為不滿，這也使其更能親近以復興禮制為旗幟的儒學。”[5]陶侃曾說：“《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4]

　　1774可見陶侃更看重于儒學。這與永嘉南遷移居至江陵地區的大批北人南來的上層士人相似，也為陶侃及其后人結交北來的儒學士族奠定了思想基礎。《晉書·范宣傳》記載：“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常以講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4]

　　2360范宣本陳留(今屬河南)人，屬于北人南歸士族，自移居豫章(今屬江西)以后，以講誦為業，許多南方士族聞風宗仰，慕名而來，得到官府的重視。又《晉書·范汪傳》記載：“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博學多通，善談名理。”[4]1982范汪為范寧之父，范寧亦是北人南來之士族后裔，而范寧與范宣關系甚密。《晉書·范宣傳》記載：“太元中，順陽范寧為豫章太守，寧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

　　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經學，化二范(即范宣與范寧)之風也。”[4]2360又《南史·周續之傳》記載：“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豫章太守范寧于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6]1865由此看出，南來北人對當地教育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足見其教育影響之深廣。《晉書·陶侃傳》記載：“侃有子十七人……洪辟丞相掾……瞻，字道真，少有才氣，廬江、建昌二郡太守……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斌尚書郎……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岱散騎侍郎。”[4]1779陶侃之子皆以出仕為官，說明其家族不但在政治社會上有重要影響，且具有良好的教育環境。這就能夠說明從陶侃以下至陶淵明一代，有一定的家學積淀，而且一直延續下來，因為它是家庭教育和官員晉級考察不可忽視的部分。《晉書·陶潛傳》記載：“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4]

　　2460說明少年的陶淵明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陶淵明《命子》詩流露出對祖輩崇拜之心，并以此激勵和敦促子女要向祖輩們學習。“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躊我，專征南國。”[3]28“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3]29“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冥茲慍喜。”[3]

　　29可見陶淵明以祖輩為榮，標以學習的榜樣，他的思想與人格形成深受祖輩們的影響。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對陶淵明早年的教育也有較大影響。孟嘉是東晉名士。《晉書·孟嘉傳》記載：“(庾亮)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4]2580說明孟嘉是個有盛德之人，聲譽極佳。孟嘉之弟孟陋對陶淵明的思想及心態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響。孟陋品行和孟嘉相近，雖終身隱居，少時亦深受傳統學問的熏陶。

　　《晉書·隱逸傳》稱孟陋“少而貞立，清超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4]2443。這與早年陶淵明接受的教育有緊密的關系。陶淵明八歲喪父，孤兒寡母，生活較為貧苦，少時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因此，外祖父的家族成員對幼年的陶淵明或多或少會有影響。《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他稱頌外祖父是：“行不茍合，言不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愈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

　　[3]336可見他對外祖父懷有崇敬之心，這對于他的個性、修養皆產生影響，我們從他日后的生活中亦能見到這種遺風。逯欽立先生說陶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7]169，道出了他們之間的影響關系。李劍鋒先生認為：“在宗法親緣范圍內，對陶淵明影響最明顯的有兩個代表人物，他們是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8]200這可謂中肯之評。

　　2陶淵明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思想

　　陶淵明早年的教育一方面離不開崇尚儒學的家庭教養，另一方面又受荊江地區復興儒學以反玄學的思潮影響，在復雜的思想爭斗中，參合了玄、道、佛的思想成分，因而形成了既關心政治，注目現實，又暗含樂道安貧、崇尚自然的性格氣質。陶淵明幼年接受的教育內容與晉代的教育體制有緊密的關系。

　　陶淵明的啟蒙教育以儒家為主。《宋書·百官上》記載：“《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谷梁》各為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國子，周舊名，周有師氏之職，即今國子祭酒也。晉初復置國子學，以教生徒，而隸屬太學焉。晉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員。”[9]

　　1228東晉以來，雖然對官職人員作了些調整，但是教學的內容不變，仍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晉書·陶潛傳》說“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4]2460。亦能窺見其幼年之情志，可見幼年時期的陶淵明受儒家思想的影響。

　　柯鎮昌先生在《漢代社會思潮與引文風氣的盛行》一文中指出：“宗經思潮是促使引文風氣流行的外在能源。”[10]120據不完全統計，陶詩僅引用儒家典籍《論語》就多達37處，他對儒家經典的崇奉之心可見一斑。“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3]128“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3]189這些大概看出陶淵明讀書的情形。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3]271可看出陶淵明對儒家經典著作如《詩》《書》《易》《禮記》《春秋》等了然于胸，將其奉為幼年啟蒙讀物。顏延之《陶徵士誄》認為陶淵明“畏榮好古，薄身厚志”[2]2446。“好古”表明其讀書的志向，崇尚古代圣賢之士，如其著作中常稱頌的黃帝、唐堯、伏羲、后稷、孔子、顏淵、楊朱、二疏、三良、荊軻等古代名達希哲。“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3]

　　197“羲農”指的是伏羲和神農，源自《周易》;“黃唐莫逮，慨獨在余。”[3]6“黃唐”指的是黃帝和唐堯，頻頻見于儒家典籍中。“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3]144“先師”指的是孔子，儒家圣人。這些上古希賢對陶淵明影響很大。“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3]

　　241表明其胸懷大志，志向高遠，懷有建功立業之激情。清人方宗誠《陶詩真詮》論曰：“陶公實志在圣賢，非詩人也。淵明蓋志希圣賢，學期用世。”[11]可謂道出了陶淵明早年心聲之志。“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3]170等，這些詩文都表明儒家的思想精髓已經深入陶淵明的世界觀，潛移默化中轉化為其人生理想。

　　3陶淵明接受的教育對其出仕心態的影響

　　結合以上討論，魏晉門閥取仕制度造成了出身寒微的士人仕進之途的鴻溝。陶淵明出身仕宦之家，但中道衰落，屬于貧賤出身的士族之子，這對于他的心態有重要影響。首先，早年的教育思想對陶淵明胸次浩然的性格氣質和重振祖業的出仕心態有重要影響。陶淵明出生仕宦家庭，但是陶家自陶侃以后，由盛而衰，延至其父親一輩已趨衰落。陶淵明幼年喪父，與母親一起生活，十分艱辛。

　　他詩中常說：“相及齠齒，并罹偏咎。”[3]375-376“弱年逢家貧”[3]214“弱冠逢世阻”[3]76等均可說明。但是對于幼年陶淵明心理的形成來說，家族由盛而衰的現實，促成陶淵明“知恥而后勇”心理，使他從困苦的現實中激起了進入仕途的心態。“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3]241可見飽受傳統儒學文化浸潤和濡養的青年陶淵明的理想是秉政務事、施惠于民、重振祖業之雄風。蕭統《陶淵明集序》評價說：“論懷抱則曠而且真。”[2]

　　3067蕭氏此語真切地反映了陶淵明的這種心胸。陶淵明身處淳漓樸散、世風澆薄的亂世，這與曾祖父陶侃貧賤出身卻能躋身朝政的背景又有極大的相似，因此，他亦希望有朝一日能大展雄風。如《命子》詩“在我中晉，業融長沙”[3]28。此外，又有“節義為士雄”[3]222“少時壯且厲”[3]232“大濟于蒼生”[3]297等詩歌皆看出陶淵明壯懷不已、大賢篤志的胸臆。葉燮《原詩》認為：“陶潛胸次浩然。”[13]

　　602葉氏的剖析可謂直指其內心。可見青年陶淵明胸次浩然、志向遠大的支撐者是重振祖業的心態。這種心態與陶淵明所受的教育有緊密關系，尤其是傳統儒家入仕思想的影響。《論語·子罕》：“我待賈者也。”[14]85《論語·陽貨》：“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4]178反映的就是汲汲于仕進的思想。陶淵明詩中的“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愿之”[3]356。

　　“先師遺訓，余豈之墜!”[3]9等詩句均表達了這種志仕輔政但又難以實現的焦急不已的殷殷心態。其次，早年的教育思想對陶淵明耿介不阿的政治人格的形成有重要關系。陶淵明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曾表現出極高的熱情，對復雜的政治現實有透徹的認識，只是現實政治的復雜性常常違背原有的意愿而造成了心理上的扭曲，以致顯現出孤峭執著的政治人格。早年陶淵明的志趣是積極投入仕途中博取像曾祖父陶侃那樣的豐功偉業，胸中奔涌著澎湃的激情。“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3]

　　241“我名車，策我肥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3]9詩中激情萬丈、鏗鏘有力，但是往往過于理想化、夢境化。現實常常是“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3]237“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3]9因而只能抒發沒能盡到輔君治國，“大濟蒼生”的遺憾和悲傷。政治理想的美化與現實殘酷的沖突，往往造成心理上的扭曲，形成孤峭執著的政治心態。

　　《晉書·陶潛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義熙二年，解印去縣。”[4]2461陶淵明所面對的現實與其堅定的人格操守、性格品質的不相稱，使他陷入了孤獨之中，這是種耿介不阿的孤獨心態。

　　這種孤獨心態是在傳統文化大背景下形成的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心態，是在不斷地追尋著某種特定的理念并堅守著自己的情操不動搖，敢于對現實不屈的抗爭，它是一種心理現象和文化性格。這與儒家《論語》所主張的“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14]194“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13]161“不降其志，不辱其身”[14]195“君子謀道不謀食”[14]166的思想符合。這正是陶淵明深受傳統儒學思想熏陶的實踐表現，也是儒學教育影響的結果。

　　4結語

　　綜上所述，陶淵明的出仕心態與其早期所接受的教育有緊密關系。這種教育與陶淵明所生活的環境息息相關，一方面深受崇尚儒學的家庭教育的熏陶及其家道中衰的現實影響，形成了關心政治，注目現實，尤其對祖輩們建功立業的偉績懷有崇尚之心，造就了積極入仕的心態;另一方面又受北人南遷的士族在荊江地區復興儒學以反玄學的思潮影響，在接受了儒家思想熏陶的同時參合了玄、道、佛的精神理念，因而暗含崇尚自然、剛烈狹義的氣質。這樣的教育環境筑就了陶淵明胸次浩然的性格，渴望建立功勛的心態和耿介不阿的政治人格，以致于形成了“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政治心態。

　　參考文獻

　　[1][南朝]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2][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58.

　　[3]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1958.

　　[4][唐]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文學方向論文投稿期刊：《文史月刊》是具有40年辦刊歷史，記述中國包括山西近百年來歷史大事的文史類雜志。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變遷，深刻揭示發展運作規律，積極而又生動具體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