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不僅要注重其指導新聞傳播實踐的方法論功能，也要對其研究方法進行更深入和更清晰的探討。這需要新聞傳播學者做好功課，梳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經典文獻，理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審視新聞宣傳工作時到底用了哪種研究方法，在什么情況下運用了這種研究方法，建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的“工具箱”。

　　對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有關新聞宣傳工作的5篇經典文獻進行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列寧在闡述其新聞思想時運用了革命的現實性思維方法，以實際問題為導向、明確建黨目標、探尋解決方案、規劃具體任務，探討了利用黨報完成建黨工作和推進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敘述方法上，這些文獻體現了實際效用性文本的特征，即始終在方法領域展開論述、為論述設置清晰的語境、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些發現可以為探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審視新聞宣傳工作時的基本方法提供功課性質的材料。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列寧新聞思想;革命現實性;以實際問題為中心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的緣起

　　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的世界觀，也是科學的方法論。馬克思本人十分珍視自己設計和運用的方法。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到《資本論》時宣稱:“不論我的著作有什么缺點，它們卻有一個長處，即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但是要達到這一點，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們沒有完整地擺在我面前時，不拿去付印。”[1]

　　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2]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指出:“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它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信念，即辯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只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3]

　　在以資本研究為起點探索社會發展規律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審視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研究工具格外豐富，研究方法呈現出多層次性。其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研究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占據核心地位。與具體學科的研究需要相結合，這些方法得到了更細致的探討。

　　有學者總結和提出了與現代制度經濟學相媲美的馬克思制度整體主義分析方法[4];有學者從總體性和思想史兩個維度探討了“世界化”背景下政治哲學研究的歷史主義方法[5];有學者將意識形態分析方法、辯證思維方法和美學研究方法視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的三大支柱，其中“美學和歷史觀點的統一”是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的特殊方法[6];有學者還探討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5種閱讀模式[7]。

　　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實質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形成的關于新聞的根本而系統的看法或觀念”[8]。作為由術而學、具有明確實踐指向性的應用型學科，相比其他理論部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既具有明顯的方法論功能，也講究自身的研究方法。關于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方法論功能，鄭保衛教授提出:“不應該將它看作是純粹‘概念性’‘理論性’的東西，更不該把它視為‘空頭理論’，否定它的實踐性。”[9]

　　胡鈺教授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既不是固守教條、故步自封，也不是標簽化、表面化，最重要的是返本開新，抓住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結合中國和時代的新情況，切實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新鮮的新聞輿論現象、指導創新的新聞輿論工作。”[10]

　　關于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研究方法，劉衛東教授提出，需要“以多元化視角，跨學科語境和系統的方法，從多層次社會文化體系方面給予理論創新”，并主張實現“政治與行政話語方式”“知識分子話語方式”“民間話語方式”的融合，以加強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建設[11]。但是總體而言，在當前的新聞傳播學教學科研中，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研究方法的話語優勢并不明顯。

　　說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方法，多數文獻指的是引自歐美特別是美國社會科學的內容分析法、心理實驗法和抽樣調查法，以及源自歐美社會科學的各種理論視角，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指導下有什么樣的研究方法，論述還不夠充分。突出表現在，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專著和教材中，對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研究方法，沒有見到過以獨立章節進行的描述。

　　“須知，研究方法是否多樣，運用得是否完好，是衡量一個學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12]，且影響著人們對其科學水準的判斷和認同。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教學科研過程中，加強研究方法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研究方法做出清晰的描繪，不能不說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要實現上述目標，首先需要做好功課，探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闡述其新聞思想時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參透他們在審視新聞宣傳工作時運用了何種理論視角、在什么層面展開論述、具有什么樣的特征。

　　這就要求新聞傳播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做文本分析，探討這些經典文獻的切入視角、論證邏輯和敘述方法，因為文本分析的“目的在于顯示原始文本的邏輯結構，辨明其主要的思想和次要的思想，并準確地顯示它們之間的關系”[13]。

　　筆者擬選取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有關新聞宣傳工作的幾篇經典文獻，即《我們的當前任務》《迫切的問題》《〈火星報〉編輯部聲明》《從何著手?》《怎么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以下簡稱《怎么辦?》)5篇文章①，以之為樣本探討列寧新聞思想中的方法論特質及其表達模式，即列寧是怎樣將黨報的創建及其新聞宣傳作為黨的工作的方法來論述，同時又是怎樣闡發新聞宣傳工作的日常方法的。

　　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尤其關注方法的一位，以至于梅洛-龐蒂稱其哲學為“權宜之計”[14];盧卡奇稱“那些只把列寧看作現實政治的一個聰明的或者甚至是卓越的倡導者的人，完全誤解了他的方法的本質。而那些以為能在他的決定中為正確而實際的行動找到可適用于任何地方的‘公式’和‘格言’的人，對他的誤解就更深了”[15]。

　　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教材中，還是在研究列寧新聞思想的成果中，不少學者往往只是摘錄了列寧的主要論斷，如黨報需要發揮全面宣傳鼓動和全面政治揭露等方面的作用，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對于列寧在這些文獻中的基本論述邏輯，則關注不足:列寧是將黨報的創辦作為建黨工作的具體方法提出來的，是在方法論層面提出任務和解決問題，也是以此規劃新聞宣傳和組織工作的方法的。

　　筆者愿以此研究，為探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審視新聞宣傳工作時的基本邏輯和研究方法提供功課性質的材料。至于論文的框架，則取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版跋中對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區分。馬克思說:“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

　　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16]在這里，馬克思將科學研究分成了兩個階段:一個是研究階段即占有材料、進行理論分析的階段，這個階段是對科學問題進行思考的階段，其所謂的研究方法主要指分析方法及思維模式;一個是進行和陳述的階段，其方法體現為科學發現的敘述方法即表達方式。

　　依據該區分，本論文考察文本時也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探討列寧對新聞宣傳工作的思考方法，二是探討列寧思考結果的敘述方法。鑒于分析和思考方法與敘述方法之間雖有區別但密不可分，我們把二者視為完整的研究方法。

　　二、革命的現實性:列寧審視新聞宣傳工作的思維模式

　　盧卡奇認為，革命的現實性是列寧思想的核心，是他與馬克思的決定性聯系。[15]所謂革命的現實性，是指把跟社會歷史整體具有關聯的每個個別的日常問題作為無產階級解放的契機來研究。作為見證過蘇聯革命和建設歷程并深入研究了列寧革命生涯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盧卡奇在這里揭示了列寧經常采用的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思維模式。

　　根據張偉的研究，現實性思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的思維方式。[17]馬克思曾經批評舊哲學是理念決定現實，而不是現實決定理念，認為“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18]。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思維使哲學從抽象的理論設定回歸到現實的感性生活之中，使理論拋去了教條和想象，并指導思想依據現實的“已然”狀態去構建“應然”的理想世界，而“應然”的理想世界通過人的實踐活動也可變成現實世界。

　　在具體的決策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制訂具體策略，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列寧將此概括為，“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做具體分析”。[19]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列寧審視黨報地位及其工作方法時，貫徹了這種現實性思維，即以實際問題為導向、明確建黨目標、探尋解決方案、設置具體任務，探討利用黨報完成建黨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理清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

　　列寧為何要把創辦全俄政治機關報作為建黨的著力點呢?一是為了解決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上存在的分散狀態和思想上存在的混亂狀態。在組織層面，“由于這種手工業方式，工人不能充分意識到全俄國工人的利益的共同性，不能很好地把俄國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自己的斗爭結合起來。

　　由于這種手工業方式，同志們對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各種不同看法不能在中央機關報上公開討論，不能供我們在制定共同的綱領和策略時參考，而是消失在狹隘的小組習氣中，或者使偶然出現的地方特點過分夸大”(《我們的當前任務》)，且“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幾乎完全陷入純粹地方性的工作中，這種地方性的工作會縮小他們的眼界和他們的活動范圍，限制他們從事秘密活動的技能和水平的提高”(《從何著手?》)。

　　二是思想層面的經濟主義等造成了對工人運動的行業性質和自發性質的崇拜。經濟方面(工廠方面)的揭露“只涉及某個職業的工人同廠主的關系，而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使出賣勞動力的人學會較有利地出賣這種‘商品’，學會在純粹商業契約的基礎上來同買主作斗爭”，而社會民主黨領導工人階級進行斗爭“不僅是要爭取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而且是要消滅那種迫使窮人賣身給富人的社會制度”(《怎么辦?》)。

　　思想的動搖阻礙運動，使它停留在工聯主義的自發斗爭狀態，在群眾運動的高潮連續不斷地增長和擴大的背景下，革命家落后于這個高潮(《怎么辦?》)。正是為了解決這些迫切的問題，列寧提出“應該把這種工作搞成一個黨的工作，使它全部反映在一個共同的機關報上”(《迫切的問題》)。

　　(二)確定建黨目標及其工作要務

　　針對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列寧闡述了自己的建黨目標，即建立統一的集中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使之成為俄國革命的堅強領導核心。他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中提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把團結俄國一切社會民主黨人的事業放在牢固的基礎上。實現這種團結，為這種團結創造適當的形式，徹底擺脫狹隘的地方分散性”，這種組織形式是“地方性活動必須完全自由，同時又必須成立統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黨”。

　　在《〈火星報〉編輯部聲明》中，列寧提出，“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該團結起來，全力以赴地建立一個鞏固的黨，這個黨要在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統一旗幟下進行斗爭。”建立這樣一個政黨，需要在哪些方面著力呢?就是通過日常工作為革命做有計劃有系統的準備(《從何著手?》)。他在《〈火星報〉編輯部聲明》中提出，“首先，必須做到鞏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見分歧和思想混亂”“其次，必須建立一個組織，專門負責各個運動中心的聯絡工作，完整地和及時地傳遞有關運動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國各地供應定期報刊。”

　　他在《怎么辦?》中提出，社會民主黨人“首要的最迫切的實際任務是要建立一個能使政治斗爭具有力量、具有穩定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而革命家的日常要務，則是“既以理論家的身份，又以宣傳員的身份，既以鼓動員的身份，又以組織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開展最廣泛的政治鼓動，組織全面的政治揭露，進而全力集合、組織和動員常備軍。列寧把這個計劃稱為“走自己的路，堅持不懈地進行自己的有系統的工作”(《從何著手?》)。

　　(三)確認全俄政治報是建黨工作的切實方法

　　全俄政治報作為建黨的準備步驟和具體方法，正是在這個理論位置上被提出來的。在列寧看來，只有通過全俄政治機關報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才能建成集中統一的組織，才能實際地解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分散性和手工業性質。因為有了全俄政治機關報，才能“使社會民主黨宣傳和鼓動的內容更加廣泛和更加深刻”(《迫切的問題》)，才能完成“闡明實際生活的各方面、深入廣大群眾并在全俄范圍內統一進行政治鼓動工作”(《怎么辦?》)。

　　有了全俄政治機關報，才能“使革命事業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識到他是在‘步伐整齊的行列’里行進，他的工作直接為黨所需要”(《迫切的問題》)，才能“創造黨的共同經驗，樹立黨的傳統和繼承性”(《我們的當前任務》)。有了全俄政治機關報，才能“形成一個固定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從事地方性工作，而且從事經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員密切注視政治事件，思考這些事件的意義及其對各個不同居民階層的影響，擬定革命的黨對這些事件施加影響的適當措施”(《從何著手?》)。

　　有了全俄政治機關報，“不僅可以培養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傳員，而且可以培養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組織者，最有才能的黨的政治領袖”(《從何著手?》)。列寧連續用了幾個比喻說明全俄政治機關報的重要性:“報紙可以比做腳手架”“使這個組織得以不斷向深廣發展的基線”(《從何著手?》)。列寧還做出了著名的論斷:“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從何著手?》)。

　　(四)規劃黨報的宣傳與組織工作方法

　　黨報怎樣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以確保其真正成為建黨的實際步驟和具體方法呢?這里我們熟悉的新聞宣傳和組織工作的要求和原則就具有了方法論價值。首先，列寧指出，全俄政治機關報需要成為“堅持原則的、能夠從思想上統一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共同的刊物”“我們將嚴格按照一定的方針辦報。一言以蔽之，這個方針就是馬克思主義”。與此同時，為了弄清目前各種意見分歧的深度，為了全面討論爭論的問題，需要在全體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和覺悟工人面前展開公開論戰(《〈火星報〉編輯部聲明》)。

　　其次，列寧指出，需要通過黨報交流經驗，“每個小組都來報道一切有關運動的消息，都來介紹自己的經驗，發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對文章的要求，作出自己對社會民主黨的出版物的評價，總之，每個小組都來談談它對運動的貢獻和在運動中的收獲”《〈火星報〉編輯部聲明》。在組織工作方面，列寧強調通過黨報貫徹分工原則以節省人力，“有的翻印書報，有的從國外轉運書報，有的把書報分送俄國各地，有的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安排秘密活動的處所，有的籌募經費，有的傳送有關運動的通訊和一切消息，有的負責聯絡”(《迫切的問題》)。

　　利用向報紙提供材料和正常地發行報紙建立統一的黨的地方代辦員網，他們“彼此間要密切聯系，了解總的情況，習慣于經常按時執行全國性工作中的各種零星任務，并組織一些革命行動以檢驗自己的力量”(《從何著手?》。列寧指出，通過全俄政治機關報把黨的各項工作結合起來，所有革命斗爭的形式就會增加十分之九的意義(《我們的當前任務》)。

　　以實際問題為導向，確定建設集中統一的政黨需要采取的日常行動，把黨報作為這種日常行動的引線，而承擔這種日常行動的引線必須通過日常宣傳和組織工作來實現，這就是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理解黨報地位和職能的基本邏輯。列寧正是通過這種革命的現實性思維，努力將俄國社會民主黨變成了“不追求名稱”的事實(《怎么辦?》)。

　　這再次印證了盧卡奇提出的觀點:馬克思主義通過列寧所經歷的發展，僅僅存在于它越來越理解到個別行動與一般命運之間密切的、可見的和重要的聯系，把它應用來為所有日常議事日程的問題確立穩固的指導路線。[15]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列寧新聞思想的現實性，使其建黨的目標以及穩固的指導路線在日常行動和個別事件中有了切實的執行方案。把握及創造命運實現契機的個別行動和作為指導個別行動的戰略框架的有機結合，使列寧的新聞思想既具有總體性視野，更具有操作性價值。

　　三、實際效用性的討論:列寧新聞思想的敘述方法

　　在充分地占有材料，并分析和掌握了它的發展形式和內在聯系之后，研究成果用什么樣的方法展開敘述?馬克思對此做了自己的說明。如其在《經濟學手稿》中說，相比傳統政治經濟學從具體到抽象的敘述方法，他的政治經濟學敘述是從抽象到具體，并認為:“后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

　　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20]俞吾金分析了馬克思所倡導的“現實的歷史敘述”方法，指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歷史敘述不同于觀念的歷史敘述，現實的歷史敘述是唯物辯證法在敘述方法上的體現。[21]但是，馬克思自己也強調說:“敘述的辯證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時才是正確的。”[22]

　　也就是說，如果研究的對象不同，研究的目標也不一致，文本會呈現為不同的類型，敘述方法自然也不一樣。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和相關學者在闡述研究方法(主要是分析方法和思考方法)和敘述方法即表達方式的區分與聯系時，所關注的文本主要是理論興趣主導的文本。

　　理論興趣主導的文本重視概念生成和邏輯推理，講求材料扎實和結論可靠，目標是經過嚴密的論證得到科學的結果。列寧以實際問題為導向的研究屬于何種文本?其敘述方法有何種特征?則缺少具體的論述。我們可以借鑒恩格斯的文本分類方法來給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的以實際問題為導向的文本進行命名。他于1845年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談到他們設計的系列文叢的出版業務時說:“或許最好是著眼于實際效用而犧牲理論的興趣”。[23]

　　在這里可以推知，恩格斯的觀點是:與理論興趣主導相對應的還有以實際效用為目標的文本，它與理論興趣主導的文本的著述目標和文本訴求不同，文本的特征也不一樣。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的有關新聞思想的論著，則給我們提供了典型的實際效用性文本。我們發現，他主要是在建黨方法層面上來談論黨報與建黨關系的。

　　它雖然并不排除理論上的論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理論論證，但其主要訴求是討論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為了討論解決方法而進行形勢的分析，通過理論推理說明具體方法的可行性。

　　(一)在方法層面討論問題

　　創建能夠正常出版且同各地方小組有密切聯系的全俄政治機關報，在列寧建黨思想中占據核心地位，甚至一度被其視為“最近期間的全部活動內容”(《我們的當前任務》)。需要注意的是，在論述這一重要思想時，列寧完全是在方法層面進行闡釋的。

　　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中，他說明他的創建政治機關報的思想“談的是怎樣實際解決這些問題”;在《迫切的問題》中，他將創辦能正常出版和正常發行的黨的機關報稱為“迫切任務”;在《〈火星報〉編輯部聲明》中，列寧指出，問題是“為了把黨重新建立在盡可能穩固的基礎上，我們應當采取怎樣的行動計劃”，而“創辦堅持原則的、能夠從思想上統一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共同的刊物”是恢復黨的活動的必要的準備步驟;在《從何著手?》中，列寧說明“問題不在于選擇道路(像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樣)，而在于我們在已經確定的道路上應當采取哪些實際步驟，到底應當怎么做”，“現在要求我們的，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實際上解決問題。

　　要求我們不僅懂得需要什么樣的組織來進行什么樣的工作，而且要制定一定的組織計劃，以便能夠從各方·24·2019年第3期面著手建立組織”，而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是行動的出發點，是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的第一個實際步驟，并且是我們使這個組織得以不斷向深廣發展的基線”;在全面闡述其建黨思想的《怎么辦?》中，列寧重申“我們需要的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實際上解決問題，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個明確的建設計劃，使大家能夠立刻從各方面著手進行這種建設”，而問題就在于，“除了利用全俄報紙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培植起強有力的政治組織。”

　　他還批評把《火星報》的“計劃”看作是“文人習氣”的人，完全不懂得計劃的實質，“竟把提出來作為目前最適當的手段的東西當成了目的”。“方法”“步驟”“任務”“計劃”“基線”“手段”是列寧在考慮全俄政治機關報在建黨過程中的作用時所設定的基本問題域。

　　(二)語境高度清晰的分析論證

　　諾姆·喬姆斯基在分析語言生成規則時提出了語境自由(不受上下文制約)和語境制約(受上下文制約的)兩種分支規則。我們也可以用來作為分析文本風格的有效參考框架。所謂文本的語境自由，即論述過程中不設定具體的語境，主要目標在于提供普適化的結論;所謂文本的語境制約，即論述過程中提供清晰具體的語境，并在具體語境約束下探討結論。

　　由于是在方法論層面探討策略，列寧在分析黨報與建黨工作關系時，構建了高度清晰的語境，即他在做出具體結論之前，總要詳細分析俄國社會民主黨所面臨的形勢、挑戰和機遇。他之所以要提供這種清晰的語境，是因為這些形勢、挑戰、機遇，是創辦全俄政治機關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條件。

　　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中，列寧開門見山，說明俄國工人運動現在處在過渡時期，俄國社會民主黨重新回到了各地方組織分散的狀態，無法組織階級斗爭，需要通過黨報來制定共同的綱領、一起討論黨的策略和組織問題。在《〈火星報〉編輯部聲明》中，他說明“我們正處在俄國工人運動和俄國社會民主黨歷史上極端重要的時刻”，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以異常驚人的速度在俄國知識界傳播，工業無產階級開始聯合起來同自己的壓迫者進行斗爭。

　　另一方面，運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其分散特點和手工業性質，“經濟派”有將運動引入歧途的危險。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團結和統一不是下一道命令或者通過一個代表會議的決議就可以實現的，而必須通過黨報鞏固思想的一致，使黨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在《從何著手?》中，列寧分析了積蓄革命力量需要做的日常宣傳鼓動和常備軍的組織工作，批評了經濟派在思想上的不堅定和策略上的失誤(或者說沒有策略)，指出俄國社會民主黨需要報紙，需要的是全俄的報紙，需要的是政治的報紙。

　　在《怎么辦?》中，列寧更是全面而系統地分析了工人運動的良好基礎、各階層反對俄國政府專制的狀況，討論了在革命過程中培養同志們信任的革命家的條件和可能性，把運動引向社會民主主義方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而說明了全俄政治機關報在各項工作中的引線地位。通過清晰的語境分析，列寧就把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需要做什么、需要怎么做、為什么能做好等問題說得清清楚楚。

　　(三)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

　　將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有關新聞思想的論著描繪為實際效用性文本，并不是說這些論著沒有理論含量。恰恰相反，這些論著都是在嚴謹的理論論證基礎上提出解決方案的，理論指導下生成策略和實踐基礎上論述理論的有機結合，使這些論著既有理論的雄辯力量，也能解決實踐中的迫切問題。

　　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中，列寧引用了馬克思“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的論斷，并且強調這意味著“工人同資本家的斗爭隨著這個斗爭逐漸成為階級斗爭而必然成為政治斗爭”，說明經濟斗爭不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真正任務，因此必須改變運動的手工業方式，需要用全俄政治報把其他活動結合起來。

　　在《從何著手?》中，列寧提出“沒有政治機關報，在現代歐洲就不能有配稱為政治運動的運動”的論斷，并具體論述了利用全俄機關報在人民階層激起政治揭露熱情、利用代辦員網培養組織骨干的方法。在《怎么辦?》中，列寧引用恩格斯評價理論在德國工人運動中重要性的論述，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具體說明俄國工人運動必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而擺脫工聯主義的影響。

　　他用事實指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是使工人運動從自發的經濟斗爭轉變為自覺的政治斗爭，并說明利用全俄政治報組織全面的政治揭露的群眾基礎。他條分縷析地說明了俄國的革命環境不具備實行經濟派所設想的組織民主的條件，提出需要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并堅持以同志式信任為基礎的組織原則。

　　他批評了納杰日丁把辦報與建黨工作分離的觀點進而說明如果沒有政治機關報，黨的各項活動將失去政治意義。這種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使列寧判定，“‘全俄政治報計劃’不但不是沾染了學理主義和文人習氣的人脫離實際工作的產物(就像那些對它沒有很好考慮的人所認為的那樣)，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從各方面立刻開始準備起義、同時又絲毫不忘記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實的計劃”(《怎么辦?》)。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列寧在《我們的當前任務》等5篇寫于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與新聞宣傳有關的經典文獻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以實際問題為導向的新聞學研究方法。這種方法體現了列寧的革命的現實性思維，即通過審視革命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提出建黨的總體目標和具體的實現路徑，進而探討了新聞宣傳和組織工作日常開展的具體方法。這種方法理解了創建黨報開展宣傳組織工作等具體行動與建黨和革命的總體命運之間密切的、可見的和重要的聯系，而其建黨的目標以及穩固的指導路線在日常行動和個別事件中有了確切的執行和落實的方案。

　　于是在創建統一而集中的政黨的總體目標中，全俄政治機關報作為引線貫穿其工作的各個層面。這就保證了，在審視問題時，他的視角是總體性的，所有的工作都有合適的位置，而在制定計劃時，他的方案又是具體的，即具有鮮明的可操作性。這種思維模式在論述時表現出明確的實際效用性文本的特征，即將論述置于方法論領域，始終致力于闡明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為解決實際問題而進行形勢的分析，說明解決這種問題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條件，通過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增強解決方案的科學可靠性和說服效果。這種方法的目標不是產生原則性觀點，而是為了保證計劃成為切實的計劃，不是把黨報的創辦及其宣傳工作視為目的，而是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手段。

　　這就是本論文為進一步展開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所提供的功課性質的材料。它給我們的啟示在于，新聞學研究者需要認真梳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經典文獻，探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具體論述新聞宣傳工作時到底用了哪些方法，他們在什么情況下運用了這種方法。這是基礎性的功課，這種功課有助于我們找到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的“工具箱”。以此為目標，閱讀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經典文獻，不再是僅僅列舉其具體觀點，而是掌握其思維模式、論證邏輯和表達方式。

　　即以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創建時期的新聞學文獻為例，我們當然已經不需要牢記必須通過全俄政治機關報完成建黨目標，必須通過黨報進行全面的政治揭露等具體結論，也不需要將之列為工作原則，因為這些已經不再是我們面對的實際工作。對于我們而言，重要的是列寧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在當前我國部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成果中存在著尋章摘句現象的情況下，這種功課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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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譚好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邊界、問題與方法———一個基于問題意識的歷史反思和創新展望.文史哲，2012，5:132-141.

　　經濟師評職投稿期刊：當代經濟研究是綜合性經濟理論刊物。刊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回答和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論著。讀者對象是經濟理論工作者、經濟管理人員和大專院校師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