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運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從文化地理學視角出發，基于黃梅戲專業劇團數據和戲迷協會數據，分析黃梅戲文化群體時空演化特征與形成機制。研究表明:①從時間序列來看，文化群體以1984年為界先增加后減少，數量變化與文化發展興衰程度緊密關聯;從空間結構來看，從以長江中下游流域的點軸模式逐漸演變為雙中心模式。②從黃梅戲戲迷這一文化群體看，分布范圍廣泛，主要得益于快速的城鎮化、發達的交通與信息網絡。③黃梅戲文化群體的空間變遷主要是由社會環境、區域引力、人口空間流動、社會制度等要素共同作用影響的結果。

　　關鍵詞:文化群體;空間結構;變遷機制;黃梅戲;文化地理學

　　我國戲曲源遠流長，萌芽于先秦，形成于唐，發展于宋，成熟于元，繁榮于明清，承載著中華民族文化的文化基因和遺傳密碼，成為人類精神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創作者結合當地特殊的地理環境，融合美術、藝術、音樂、聲腔、地方方言、社會地理認知、個人情感、文化禮俗等要素于一體醞釀而成，自誕生之日就被打上地域特色的烙印，蘊含了豐富的地理信息[1]，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

　　隨著人文地理學的復興，多學科融合交叉已成為研究趨勢。戲曲地理學是戲曲學與地理學的邊緣學科，是文化地理學的重要分支，研究其空間結構和規律有利于傳承我國傳統文化，重現戲曲時空并置交融的立體圖景和總體風貌，維護文化生態平衡，豐富戲曲地理學研究理論和方法體系。

　　我國學者鄧宏兵、吳述席、胡兆量、柴國珍等較早從地理學視角出發分別研究了地理環境與戲曲的關系[2]、河南戲曲的地理分布[3]、中國戲曲地理特征[4]、山西省戲曲劇種文化地理[5]，研究尺度大，對區域內的戲曲文化特征研究較籠統;吳康、方嘉雯、李蕊蕊等著眼于微觀案例，基于文化擴散理論，分別對淮劇文化擴散和文化區演變[1]、秦腔文化擴散與整合[6]、南音的空間擴散與文化區演變[7]展開了深入分析，從微觀視角剖析了戲曲文化擴散的動態情景。但鮮有研究從文化群體視角探究某一戲曲文化的時空演化特征，對戲曲文化群體空間結構變遷機制的探討更少。

　　黃梅戲是我國五大劇種之一，隨著“三進安慶、兩入上海”，幾經城市文化的洗禮和改造，兩度與新興影視媒體聯姻，華麗轉身，香飄海內外，成為演繹與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手段。2006年，黃梅戲被入選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黃梅戲的振興、改革、創新、發展出路探討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8，9]，夏玢從地理學視角初步研究了地理環境對黃梅戲形成與發展的影響[10]、黃梅戲文化區演變[11]，但主要以定性研究方法為主，流于現象分析，不夠深入。

　　基于此，本研究從文化地理學視角出發，借助網絡搜索、電話訪談、文獻查詢等多源數據，分析黃梅戲文化群體分布特征、空間結構演變、擴張路徑，揭示黃梅戲文化群體在空間上變遷的內在機制，為黃梅戲的傳承與發展提供可供參考的理論指導和借鑒，豐富戲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

　　1數據與方法

　　1.1數據選擇依據與來源

　　文化群體是攜帶某種文化基因和特征的人或群體，具有流動性特質，群體內部有著共同的文化信仰和語言[12]。本研究的文化群體主要有劇團、戲迷和戲迷協會三個群體:①劇團。劇團是戲曲創新、制作、排練、演出的職業化團體，在空間上是相對固定的中心地，是“具有文化特征的人的群體”，在周邊能形成自己的服務市場。劇團中的戲曲演員是戲曲文化中“具有文化特征的人”，是戲曲事業傳承和創新的核心和精神支柱。

　　劇團分為專業劇團和民營劇團，專業劇團具有文化創新能力，不斷改編、創作劇目，而民營劇團不具備創新能力，直接把專業劇團的成果加以復制，臨時搭班演出[11]，所以專業劇團是戲曲文化傳播和擴散的源頭，選擇專業劇團演繹黃梅戲文化時空變遷更具有代表性和說服力。劇團和演員是文化擴散的源頭，哪里有觀眾市場，劇團便能生存下去，反之劇團所在之處就是戲曲文化的流行區。②戲迷。戲迷是戲曲的忠實粉絲和觀眾，是戲曲流布和演繹下去的重要群眾基礎。

　　隨著社會的發展，戲曲與電影傳媒、互聯網等的結合，戲迷群體的分布開始打破地域空間距離的限制，逐漸脫離文化核心區，進入新的文化土壤。③戲迷協會。為了加強各區域或城市內黃梅戲戲迷之間的學習與交流，自發成立的黃梅戲戲迷俱樂部或戲迷協會散落在異地他鄉，以戲會友，增強戲迷對黃梅戲文化的依戀和認同感。因此，戲迷數據也是反應黃梅戲擴散范圍和影響力的重要資料，可從戲曲視角透視人口空間流動的趨勢。

　　研究數據主要來自:①黃梅戲劇團數據。網絡搜尋1952—2016年65年間劇團的成立與解散情況、劇團團址，數據來源于《安徽戲曲網》和電話訪談調查。②戲迷聯誼協會數據。通過黃梅戲專家微博、戲迷微信、QQ交流群調查2016年全國戲迷協會會址和數量。

　　1.2數據處理

　　本文將獲取的劇團數據進行了統計分類，借助WOLFMAP和ArcGIS10.0軟件將劇團進行空間可視化顯示，選取1952年(新中國成立初)、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1984年(文化繁榮鼎盛時期)、2000年(新舊世紀交叉點)和2016年5個節點，與我國地級市行政區劃圖疊加，分析黃梅戲文化群體時空演化特征和規律。

　　21952年以來黃梅戲文化群體動態變化特征

　　黃梅戲專業劇團從無到有，從5個增加到53個。透視著黃梅戲歷史發展興衰史詩和動態格局。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僅有5個劇團，1952年的上海華東匯演讓黃梅戲迅速成名，劇團紛紛成立，出現了第一個小高峰。1966年，國內主要矛盾和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戲曲文化事業一度陷入低迷，文化群體逐漸萎縮。

　　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國內進入了文化發展大繁榮時代，文化市場百家爭鳴，各大戲曲爭相成立劇團，1984年黃梅戲文化劇團數量高達53個，迎來發展的“第二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帶來了文化全球化的發展，國內文化走出國門香飄海內外，外來文化亦極大地沖擊了本土文化的市場，戲曲市場受到沉重打擊趨向萎縮，迫于生存危機劇團紛紛解散。黃梅戲發展進入瓶頸，面臨著發展與改革、保護和傳承兩大難題，日漸衰退。

　　31952年以來黃梅戲文化群體空間演化特征

　　3.1劇團空間分布特征

　　借助ARCGIS10.0軟件并選取1952年、1966年、1984年、2000年對黃梅戲劇團和流行區進行可視化表達，(2018年與2000年變化不大)。運用最鄰近指數分析黃梅戲劇團空間集聚性特征黃梅戲劇團空間結構特征。

　　3.2戲迷空間分布特征

　　進入新世紀以來，黃梅戲在改革與守舊的路上徘徊前進。由于前期的戲迷資料難以查詢獲取，1952—2000年評判黃梅戲文化群體空間格局的指標只能依靠劇團數據。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戲迷攜帶著黃梅戲的基因遷移到全國各地，成為活躍在各大城市或地域中的文化群體之一。

　　本研究通過網絡搜尋、聯系黃梅戲聯誼負責人獲取黃梅戲戲迷協會的數量和位置，獲取最新數據，利用ArcGIS10.0軟件進行空間可視化表達，經最鄰近指數分析和檢驗，鄰近比=0.77，表明戲迷在空間上服從集聚分布形態，集中分布在安徽、湖北。

　　由于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人口空間的頻繁流動和遷移，大多數人為了工作或學習離開本土，會將自己的鄉音鄉曲帶到新的城市，戲迷們為了心中共同的鄉土記憶和戲曲情結組織在一起，尋找內心的歸屬感，成為黃梅戲立足于城市的突破點，也是擴大黃梅戲影響力和知名度的重要群體，使黃梅戲群體分布不再局限于皖鄂贛周邊，遍及北京、天津、山西、山東、河南、陜西、四川、云南、湖北、江西、湖南等18個省(市)的大中城市。

　　4黃梅戲文化群體變遷機制

　　通過分析黃梅戲文化群體時空特征可知，文化群體空間結構是由社會、政策、距離、觀眾市場、交通、經濟等多元化因素共同作用決定的。黃梅戲文化是流播于皖鄂贛區域的鄉間小戲，其唱念白和聲腔都已融入了當地方言、腔調等要素。由于地域文化的根植性和距離衰減理論，遠離黃梅戲文化核心區的文化受眾面小，當地人們對該文化的理解和認同大大降低，對這一文化產生排斥現象，文化群體的空間展演難以為繼，這是文化群體空間變遷的重要理論基礎所在。基于這樣的前提，文化群體的空間變遷受到區域吸引、環境、交通可達性、政策制度等多種因素的共同驅動。

　　4.1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包括文化群體所在的自然、生產、生活、文化等環境因素，環境不僅影響文化群體的遷移和流動，還關系到戲曲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如歌風盛行的黃梅縣成為黃梅戲發源的搖籃，“百戲之鄉”懷寧縣戲曲之風濃厚為文化群體專注于戲曲創作和革新提供了良好的展現舞臺，吸收當地的戲曲藝術的養料，孕育了黃梅戲文化的成長。

　　另一方面，文化群體周邊的自然環境一旦突然改變，迅速打破了人們原來生活的平衡狀態，迫使文化群體離開原地向周圍遷移擴散，融入到不同地域的文化圈層，促進了文化的整合和發展。因此，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濃厚的文化環境為文化群體之間的交流和創作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而自然環境的災變事件又刺激了文化群體在空間上的變遷和移動。

　　4.2區域引力

　　逃荒的災民、藝人、演員等文化群體的每一次向外遷移，大多會選擇人流量大、消費市場廣闊的城鎮落腳。這是因為與經濟落后的區域相比，經濟繁榮地帶集聚了大部分經濟、財富、資源、人口等，地理位置優越，不僅集聚了大批劇目、專業的人才和民間演出團體，且觀眾市場規模大，擁有廣闊的演出市場和可觀的收入，為文化群體規模的壯大和表演技術的提升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當今，戲迷這一文化群體為了工作、學習等目的在空間上的流動更為頻繁，在遠離黃梅戲文化本土的地域凝聚了大批戲迷，成為大城市重要的文化攜帶群體。

　　4.3交通條件

　　文化群體的遷移離不開交通工具，“南船北馬”是文化群體早期克服空間距離的基本交通方式。由于皖鄂贛地區不開闊的地貌形態，山川成為文化群體向外流動的天然屏障，大大限制了其空間活動范圍，只能沿水路交通線向外遷移，流播范圍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的平原地區，難以深入山區地帶。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交通工具趨于多樣化，自從改革開放后，文化群體的足跡遍及全國甚至走出國門，這都得益于交通可達性的大大提高。

　　4.4政策制度

　　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封建社會，黃梅戲是扎根于農村的鄉村小戲，彌補富足物質生活的精神需求，表達勞動人民群眾對未來美好生活、自由、愛情的渴望，但在統治者眼中被視作“淫戲、傷風敗俗”。黃梅戲被冠上污名，曾一度被禁止傳唱，抑制了文化群體規模的擴大。新中國成立以來，黃梅戲得到大力支持，文化群體日益擴大，曾發展到巔峰時期。但受改革開放和國際大發展潮流的復雜影響，國內文化呈多元化，外來娛樂文化、網絡文化迅速侵占了年輕群體市場，觀眾市場的萎縮讓劇團步入生存絕境，黃梅戲發展和傳承該何去何從成為當前最大的難題。由此可見，社會的制度和政策也會對文化群體的變遷造成極大的影響。

　　5結論與討論

　　5.1結論

　　本文基于文化地理學視角分析黃梅戲文化群體時空演化特征，揭示了黃梅戲文化群體變遷機制。研究結果表明:①黃梅戲文化團體數量的增減與黃梅戲文化事業的興衰是密切相關的。從空間結構上看，黃梅戲文化群體從最初的點軸結構逐漸演化為帶狀結構，最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演變為雙中心結構，聚集在安慶和黃岡兩地，影響力范圍以1984年為界先膨脹后收縮。②戲迷在空間上的分布范圍更為廣泛和隨機，集中分布在安徽省、江蘇省、山東省、浙江省、湖北省、廣東省、江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北京市等省份，尤其分布在北京、上海、合肥、杭州、武漢、深圳、蘇州、南京、黃岡、安慶等大中城市。

　　③黃梅戲文化群體空間結構變遷主要由社會環境、區域引力、人口空間流動、社會制度等內外在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5.2討論

　　流傳千年的戲曲文化是我國廣大勞動者的綠色生態精神食糧，一直傳唱和演繹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遺傳密碼，如今戲曲卻被迫退守農村市場。但從鄉村旅游發展角度看，戲文化也是我國鄉村旅游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種重要的旅游資源。

　　據調查，當前國內戲曲觀眾3.72億人次，農村觀眾占比79.07%，其中老年觀眾(>50歲)占絕大部分，如此不均衡的分布結構，未來戲曲的傳承問題令人堪憂。除了觀眾老齡化問題，還面臨著專業人才匱乏出現斷層、城市市場難以打開、精品與市場錯位、創作與演出反差等諸多難題，在傳承與發展、創新與改革的道路上徘徊不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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