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術發展具有相對獨立性，更具有較強的社會性。技術對職業、工作的影響并非是線性的，而是以內嵌于社會之中的互動性元素形式存在。技術、職業、工作的社會性建構要求職業教育以更寬的視野看待技術對其的可能影響，而非以追隨者形態立足。反思技術與職業教育的關系，是新時代職業教育更好發展的一個重要參考。

　　【關鍵詞】技術哲學,技術,職業教育

　　隨著自身發展的日益成熟，職業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其發展水平的平衡性、模式選擇、體系構建等方面的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對技術發展以及相應的職業、工作拓展與職業教育關系的認知。

　　一、技術對職業教育的硬約束及反思

　　這種觀點認為職業教育的層次和結構是由技術決定的，技術發展的程度和階段對職業教育有著強大約束力。以技術為主要依托的制造業自不必說，就以檔案工作為例，檔案工作是圍繞信息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開展的一項工作，支持該工作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信息技術。隨著人類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檔案工作的模式、內容和社會功能在發生著不斷的變化。[1]

　　但這種觀點帶有很大的籠統性。如果把技術的發展過程粗略地分為技術突破、技術發展、技術擴散等階段的話，不同的階段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是不同的，對職業教育的影響也是不同的。突破階段的技術只是技術創新，不能帶動相應一線崗位的增長;發展階段的技術能夠參與的是數量不多的技術創新人員，這部分人員的培養和訓練主要由研究型高校和研發型科技企業承擔，不會對職業教育產生關鍵性影響。

　　對職業教育產生直接促進主要是在技術擴散環節，此時以技術突破為引領的尖端技術和以關聯性技術為主體的技術體系基本構建完成，科技成果轉化的機制基本順暢，技術成為產品生產的關鍵元素，圍繞該技術的技術產品日益大眾化。在這個階段，技術就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對職業教育產生重要影響。

　　另一種代表性觀點為“職業教育體系的建立和發展，歸根到底是由科學技術水平、生產力水平，亦即經濟基礎決定的”。[2]這種觀點表述相對嚴謹。科學技術水平往往是由技術突破來代表的，但生產力水平受技術以外因素的影響更大。從技術發展階段來看，生產力水平更多的是由技術擴散的速度和質量決定的。如果把經濟基礎細化為生產方式、產業結構、生產組織形式等更為具體的指標，那么科技水平與經濟基礎之間的距離就會更遠，技術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影響就更為間接。

　　二、技術發展的社會性與職業教育

　　技術發展除了受到技術研發能力的制約，也受到技術發展路線選擇的制約，后者更多地帶有社會性。表現為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發展并不必然對具體的國家和地區產生迅速而直接的影響，技術發展水平在地區和國家間表現不均衡。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具有明顯的二元性，即直接引進(技術引進和生產方式引進的結合)帶來的現代工業和以技術自然發展為依托的傳統手工業并存。

　　在這種二元發展格局中，以傳統手工業和傳統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沒有產生對現代職業教育的客觀需求。[3]因為傳統手工業和傳統農業的生產帶有濃厚的自給自足性質，工作模式更多體現的是自主性，而現代職業教育則以生產分工日益細化為背景。那么移植于西方的現代工業對職業教育的拉動作用大嗎?

　　在筆者看來，近代對西方現代工業的引進并不全面，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也是有限的，未對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產生太大的推動作用。結合國家和地區狀況對技術發展和職業教育關系的分析往往是一種解釋性描述，而不是唯一性論證。技術發展的社會性決定了，技術發展與職業教育發展之間隔著“社會”這個關鍵的、無法跨越的中間環節。

　　三、理解技術發展社會性的目的和意義

　　理解技術發展的社會性至少具有兩方面啟示意義：一方面，對僵化理解技術發展與職業教育的互動關系保持警惕，避免過度的技術恐懼主義;另一方面，避免將職業教育實踐與技術前沿做簡單的投影式的線性對照。具體而言，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辯證理解技術引進或前沿技術對職業教育發展階段的影響歷史表明，職業教育界往往會在某種程度上高估技術引進或前沿技術對職業教育的影響力。比如，近代浙江在19世紀末就出現了現代工業，直到20世紀30年代末的50多年中，其經濟結構仍以農業為主體，工業的主體仍然是手工業。[4]技術引進并未引發職業教育的應有作為，職業教育也未能體系化、規模化地與工業化發展進行對接。

　　(二)高度重視技術積累的社會影響力與技術引進相比，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技術積累往往具有滯后性，影響力更為深遠。職業教育發展更應關注技術積累的實際狀況。仍以浙江為例，隨著機器織布業的發展，手工織布逐漸被淘汰，同時又在農村形成新的手工業——手工紡織業(花邊、草編和襪子等)，浙江農村的花邊業在1918年至1930年間極盛。[5]

　　這種發展奠定了浙江至今在國內絲綢、服裝行業占據引領地位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從純粹的技術發展來看，中國的絲織技術在國際上并非沒有競爭力，但以服裝設計、現代服裝營銷為代表的現代服飾業發展的龍頭卻并不在中國，原因何在?顯然，這應該跟技術發展、產業發展的社會性密切相關。所以，技術積累狀況其實是技術發展經過社會淬煉之后的結果，這才是職業教育需要面向的技術現實。

　　(三)理性判斷職業技能人才培養模式的適切性一般而言，前工業化時期，職業技能人才培養主要是師徒制，而工業化時期采用學校形態的職業教育會取得更高效益。但在近代浙江的工業化發展中，工廠在技術工人的培養上依然采用了師徒制，職業學校畢業生因缺乏市場需求而導致難以就業。[6]

　　因此，如果目光只盯著工業化的進程，而忽略技術積累的實際情況，就會對職業技術人才培養模式做出誤判。換言之，很難將學校形態職業教育與工業化做簡單連接，其中還有一個關鍵的制約因素——平均效益。培養人的平均單位效益才是制約職業教育形態的關鍵因素，只有在投入和收益之間找到平衡，職業教育才能找到供給的最佳形態。

　　如果決策者并非出于效益，而是有其他考慮(如優先保證公平)，則職業教育供給形態的觀察角度就更為復雜。在“半工業化”階段，由于需求量不足，學校職業教育并不是當時平均效益最高的人才培養模式，學徒制卻更為實用、成本更低。現在我國正在大力推行現代學徒制，是因為現代學徒制既觀照了當前現代工業發展的高效率和先進性要求，又能較好地完成知識技能的傳授，實現優勢最大化。

　　(四)對社會工作保持密切關注理論上講，職業教育固然采用要圍繞技術來確定職業教育發展方向和專業設置等實踐策略，但技術發展的社會性則要求職業教育(尤其是面向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中等職業學校和專科層次的高等職業院校)對更需要綜合素質乃至具有一定公益性的社會工作保持更高關注，進行深入分析。社會工作是一種藝術、一種科學，也是一種專業，其目的在于協助人們解決個人、群體(尤其是家庭)、社區的問題，以及運用個案工作、群體工作、社區工作、行政和研究等方法，促使個人、群體和社區之間的關系達到滿意的狀態。社會工作的分析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義。

　　第一，這是由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決定的。社會發展的日益成熟，對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員數量和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表明，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會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穩健發展的關鍵制約因素，因而社會工作人員這個群體需要加以認真培育。社會文明程度越高，社會工作的技術性含量就越高，對職業教育的需求也會越旺盛。

　　第二，這是由社會工作的基本屬性決定的。社會工作與純粹技術(如技術突破和技術創新)的相對獨立，揭示了職業教育所要面向的社會的聯結點屬性。以社會工作為觀測點，可以使職業教育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面向人人的職業教育才具有更完整的人民性，服務人人的職業教育才能獲得更大的社會支持從而具有持久吸引力。

　　第三，這是由職業教育的基本屬性決定的。技術發展、生產發展以嵌入的方式存在于人類社會活動之中，它們對職業教育的影響并不直接。更多的時候，決定職業教育發展水平和發展層次的，并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社會問題。離開對社會工作觀照的職業教育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偏離了方向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技術發展更多的是為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了一種宏觀參照，提供了一種“潛在可能”和“進展方向”。

　　這種“潛在可能”能否轉化為直接影響，關鍵就在于能否呼應技術的工作體系發展狀況。以社會工作為觀察窗口，恰恰能洞察以技術為依托的社會需求究竟發展到了何種程度。總之，從技術與職業教育的互動關系可以看出，瞄準技術發展來進行職業教育發展決策時，應更多地從社會需求、國家發展戰略等角度來分析需求的現實性和覆蓋面。

　　一方面，只關注技術發展的思路可能會錯誤判斷職業教育發展的層次和水平;另一方面，技術發展史也反復證明，當經濟社會發展對技術產生強大需求之時，技術往往會快速跟進。總體而言，“技術”不是問題，需求的現實性和強度才是問題，而后者是具有強烈社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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