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自衍生以來，大約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它這種鮮明的政治性和巨大的顛覆性給文學經典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在文學批評領域也有了一定的性別范疇，在批評方法上實現了從語言模式向話語模式方向的改變，也強調了從文本細讀模式向讀者反映理論的轉型，這種方式不僅促進了自身的理論建設，也為文學理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性別范疇,話語模式,文學批評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繁榮是女權運動從政治領域萌發并向文化和文學領域不斷深化而結出的碩果。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先驅們從女權主義立場出發，重新審視文學傳統、文學史和文學作品，挑戰以父權中心偏見為根基的菲勒斯—邏各斯中心主義(Fhallogicentrism)。

　　在歷經半個世紀的發展與嬗變后，女性解放運動實踐升華至女性研究理論，再反過來指導女性運動實踐，逐步實現了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的共生、共棲，迅速完成了科學化和體制化進程。作為文學批評研究共同體在特定時期內廣泛接受和遵守的理念系統，并由此形成獨特研究傳統、理論立場、學術目標、分析方法和術語體系等的文學批評范式，其轉向和嬗變揭示著哲學觀點、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革命性變遷過程，蘊含著基本價值觀和世界觀，從根本上決定了認知取向和實踐態度。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式在歷經質疑與挑戰、創新與突破后，實現了在文學批評中確立性別范疇、在方法論上從語言到話語的轉變，研究重心從強調文本到關注讀者的轉型，以及研究邏輯從同一性向差異性的變遷，彰顯出女性主義在批評理論上的進取心和生產力，論證了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從強調普適性價值、強調文學審美功能的現代范式嬗變到更傾向差異性價值觀、挖掘文學政治性的后現代范式的趨勢。

　　一、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溯源:性別范疇的確立

　　種族、性別、階級，一直都是西方文學理論重點強調的三大重要差異范疇。作為最具歷史溯源的差異事實，性別研究的歷史伴隨整個人類文明史，但長久以來人們對性別差異的意識通常是片面的、印象的、經驗式的，并在生物本質主義的掩映下忽略了理論思考維度。女性主義的文化宗旨就是對傳統的性別意識進行清理，揭示其文化塑造的秘訣，在重新認識差異的基礎上，建立祛除父法魔力和權力之爭的性別意識。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蓬勃發展態勢不僅對父權制文化進行了猛烈抨擊，還在突破理論話語層面進行了大量嘗試，將性別范疇提升到理論高度，改變了女性主義在文學批評界的邊緣地位，并使之進入到理論話語核心，成為當代西方理論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理論和批評界中引入并確立性別范疇是一項兼具顛覆性與建構性的雙重任務。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Showalter)作為業界翹楚，將被塵封和遺忘的女性作家重新引入人們的視線。她在奠定自己“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最具影響力的美國評論家”地位的著作《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英國女性小說家》(ALiteratureofTheirOwn:BritishWomenNovelistsfromBrontetoLessing，1977)中首次提出“女作家批評”(gynocriticism)[2]這一重要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學說，不僅梳理了英國女性文學傳統，還創建了分析女性文學的批評框架。

　　肖瓦爾特對奧斯汀、勃朗特、艾略特和沃爾夫等的作品重新進行梳理和解讀，對文本疏離性進行研究，對他者和邊緣視角給予關注。肖瓦爾特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填平這些文學里程碑之間的空隙和斷裂，讓人們懂得女性是如何在經受偏見、遭受壓抑的情況下開始的，并以此了解女性文學傳統得以存在和延續的根由。第一個系統地將兩性關系與男權社會結構聯系起來進行論述并認定性別與種族、階層和階級一樣具有“政治屬性”[3]的凱特•米利特(KateMillet)在《性政治》(SexualPolitics)中對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Freud)、亨利•米勒(HenryMiller)及D.H.勞倫斯等帶來性解放的男性理論家和作家進行抨擊，通過深刻剖析文學大師的性描寫來揭示性問題的政治內涵，暴露出充滿臆斷的文學作品中的本質內容:性是權力話語的一維，彰顯著父權制社會的強勢支配觀念。這也與后來福柯提出的權力話語理論中“真理由控制話語的人掌握”[4]不謀而合。

　　米利特不僅抨擊社會上一貫把順從、被動視為女性與生俱來特征的觀點，更率先引入女性閱讀的視角，號召用女性主義觀點重新審視和思考男女角色的文本形象，激發女性從被動溫順型讀者到主動批判型讀者的意識轉變，對傳統的文學標準進行質疑，建立更多元化的全新文學史格局。法國女性主義理論的建樹和英美女性主義文學的繁盛使得性別范疇終于凸顯于文學領域，并上升到理論層面。

　　此后無論是支持抑或對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進行質疑，都已無法撼動性別意識在文學批評領域分野中占據一壁江山的事實。性別作為不同文化、不同文本、不同人群所面臨的共同境遇，可以為文學、文化跨界體驗提供媒介，使得散亂于不同時空、不同種族的各種思潮得以穿越彼此的疆土，在同一種規則下整合流變。女性主義意義上的性別范疇進入文學批評理論后，拓展出更加廣泛的學術空間:文學標準的探討、男性作家女性作家的比較研究、讀者的性別角色、文體的確認與發展、文學史的編纂與出版等。性別范疇的確立不但是女性主義研究的文化歸宿，也在方法論上具有現實意義。雖然性別范疇最初產生于女性主義土壤，但在不斷發展與理論衍化中升高到批評方法和理論視域，在文學經驗和文化生存中進行跨界闡釋時開辟了更加廣泛包容的空間。

　　二、批評方法論:語言模式向話語模式的范式轉變

　　20世紀初，語言學全面征服了文學研究各領域。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將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和拉康的符號學作為基本研究方法，注重考察語言的基本規則，側重概括并分析各種抽象文本和文學語言規則系統。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得益于西方社會運動和后結構主義的發展，因此深受后結構主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和社會歷史批評三大批評方法的影響，歷經理論建設和實踐分析，將其擴展為文學與理論的淵源，從語言、意識、世界三個維度探討性別范疇的歷史與現狀。

　　曾經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一度忽視理論溯源和建構，因此一直淪落為邊緣性話語，無法介入主流理論話語。與法國女性主義理論研究極有淵源的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將符號學理論加以整合，引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領域，并系統地在批評方法上駁斥了拉康的符號分析學。在個體認知過程中的符號階段和象征階段，拉康側重的是語言習得和心理生成等形而上學普遍規律，而克里斯蒂娃駁斥了父法權威在象征、文化領域的精英主義論調，致力于分析男女主體性生成的不同，在意指實踐過程強調本初原始驅動力的流動性和豐富性。

　　克里斯蒂娃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優化還體現于在當時盛行的理論中打開了缺口，引入社會歷史維度，關注社會與歷史并不是獨立于文本之外的獨立因素，它們本身就是文本整體的一個組成因素，成功地在文本符號研究中引入歷時因素。顯然，克里斯蒂娃的意義產生理論注重強調自我與他人之間、內部與外部之間、話語與社會歷史之間對話的重要性，修正了主體在一切話語結構中的統治地位。[5]在對文本語言進行文化分析和心理分析方面，埃萊娜•西蘇(HeleneCixous)秉承“女性是文化建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一觀點，并堅信可以顛覆敘述的既有傳統:女性憑借身體與社會的和諧創造詩歌，破壞并重寫她所洞察的社會實踐[6]。

　　西蘇更關注思想范疇中對性的抑制與曲解，深信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一直管控著敘述語言的結構并形成哲學思想的主流話語。她一方面抨擊父權的主宰地位和對女性創造力的貶低，一方面提倡女性語言、女性，鼓勵女性文本破除父權權威的固定思維模式。西蘇試圖展現另外一種女性秩序的景象，通過對女性身體的描述，批判拉康對女性的忽視，她相信女性身體的節奏和情感為推翻父親之名(name-of-the-father)的主宰提供了一種可能。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對女性權力的呼吁和強調發展到對父權秩序的社會歷史性批判，再進一步進化為改變理論話語模式，在抨擊傳統理論的同時深刻反省自身的理論建設，在各種文化之間漫步中完善自身的理論素養，在文學和理論之間納入個體的生存經驗及文化感悟，改變了理論話語過于陽春白雪而逐步脫離文學文本的趨勢，探尋能夠彼此溝通、理解的話語，從而改變了整個批評局面和理論生態。

　　三、批評重心:文本細讀模式向讀者反映理論的范式轉型

　　西方文論的發展在20世紀前半葉借助文本的權力將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在意義生成中的互文性推向一個高峰，形成了闡釋觀念中的文本崇拜。到了20世紀下半期，讀者批評理論開始盛行，讀者作為批評理論的闡釋主體一舉崛起為意義生成中最受關注的環節。驅逐作者帶來兩種新的可能，一是作品自身被凸現為文學意義和解釋為一根源;二是如果質疑作品自身的意義根源性的話，那么復數的讀者就作為文學研究意義產生的主體被彰顯出來。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和繁榮也歷經了西方文論從作品到文本，再從強調作者到關注讀者的重心轉移，完成了從文本細讀模式向讀者反映理論的范式轉型。已經進入中心話語的女性主義批評以性別問題為基本出發點，對文本中父權邏輯的批判、對女性讀者主體性建構的要求促成了文學體驗的越界感，消除了文本與讀者之間原本架構的藩籬，激發了文學作品的豐富性、自由度和靈活性。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曾經聚焦的焦點主要在隱喻意象、對文學經典的戲擬以及文本敘事的側重點。

　　文學作品中女性的卑賤、被動、癲狂等文本意象在女性主義批評者看來無疑是父權邏輯加注于女性精神上和身體上的雙重壓迫，因此女性主義批評致力于建立女性主義的價值取向，號召讀者留意批評視線在文本中形成的盲點，在閱讀中體味父權語境。在過程中，女性主義批評通過女性第一人稱敘事，從結構、語言、意象等不同方面為文本細讀賦予不同的意義，批判了菲勒斯獨白式男性中心文本策略，恢復真實的女性文學經驗。在閱讀理論中，女性主義批評主要針對傳統的男性經典文本，在建構新秩序的嘗試中力爭建立讀者的女性主體地位。對于女性文本的閱讀，則以建立不同于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女性主義詩學審美為目標，致力于從閱讀現象到讀者共同體、從閱讀范式到讀者女性主體地位、從接受美學到讀者反映理論的轉變。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重心的轉移其實正是性別范疇運用與批評理論的結果，為文學文本多元意義的闡釋和合法化帶來了前提，不僅在不同話語類型的文本之間建立了關聯，也在文本和讀者之間生成了意義。從一元到多元，從客觀到主客觀互動，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從閉合到開發，動搖了線性的現代范式，催生了非線性的后現代范式[9]。同時，作者和讀者身份的不斷轉換，使得女性主義閱讀在文學經驗、生存體驗、美學審美和文化融合之間達成了互動。

　　四、批評特征:同一性邏輯向差異性邏輯的范式嬗變

　　作為現代西方文明根基的啟蒙運動在思想上強調的基本觀念是理性崇拜，這種相信理性是普遍適用的普適主義在文學價值上逐漸發展成一種同一性思維的極端模式，典型特征是以價值觀的統一性為訴求，以消除差異和矛盾為手段，申述一元文化價值觀的權威性。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歷來是在對傳統理論表達方式的抨擊中傾注對經典和權威的深刻反省，力圖改變理論話語中對父權秩序極度推崇的父權意識形態，在消除邏輯和術語中積淀的父權邏輯的同時采用差異性邏輯，挑戰理論文體的傳統話語方式。女性第一人稱作為話語主體是伍爾夫作品的一大特色，她常以隱喻代替概念，以虛構來取代邏輯述說女性的文學體驗。朱麗葉•米切爾(JulietMitchell)關注男女不平等的經濟原因，認為女性受壓迫和被剝削是從生產、生育、性行為和兒童社會化這四個領域來實現的。

　　從“去中心化”理念的解構到后殖民主義對文化身份觀的批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正在用差異性邏輯來對文學研究進行新的思考。也正是女性主義在文學界的異軍突起，使得性別、認同、他者、生態、族群等差異性概念在文學理論界流行起來，批評界也越來越關注少數族裔如何去獲得及表征自身的文化權益。女性與生俱來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孕育出女性主義的跨學科性特征，使得女性主義的發展與其他學科之間形成了良好的對話交流機制。

　　女性主義批評家朱麗葉•米歇爾等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的階級和性別、社會差異和社會意識形態、話語與主體性等進步觀念引入文學批評理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關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模式中揭示性征同性別身份認同之間內在聯系的內容，發展出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語言的解析借鑒德里達、拉康及福柯的批評語言，發展出后結構女性主義;女性主義敘事學克服了敘事學崇尚形式、疏離文本的缺陷，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話語研究提供科學客觀的理論體系，避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政治色彩和主觀性;關注種族問題的后殖民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女性主義同后殖民話語結合后形成的新流派;不再局限于兩性問題及眼前利益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還將視野延伸到生態領域，發展出生態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從最初只關注文學批評的實踐到關注差異性邏輯的轉變，不僅擴寬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向度，也使得自身發展獲得多重理論支撐，在與不同研究方法多維度的結合后其氣勢、規模和發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女性主義培養出的學者和專家已經遍布人文學科各個領域。

　　五、結語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本質上說是對整個西方文明的一種拷問與思索，以更開放、更冷靜的思路，挑戰世紀之交的平等觀念，追求與傳統習俗向左的個性自由，[11]在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拆解中確立了性別范疇;對建立在等級制度基礎上的本質主義的批判，對他者和邊緣視角怎樣介入主流社會的關注，在方法論上實現了從語言到話語的轉變;對文本疏離性的研究使得研究重心從強調文本轉型到關注讀者;多個領域的越界體驗促使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形式主義批評范式向更具綜合性的文化批評范式轉變。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式嬗變的研究在更寬泛、更多元地重新認識女性文學的特質、梳理女性文學傳統、彰顯女性書寫者主體地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馬睿.跨越邊界: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突破[J].外國文學研究，2001(2):17-23.

　　[2]伊萊恩•肖瓦爾特.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英國女性小說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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