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學研究論文發表了網絡的主體間性，任何一種文學活動都離不開主體的介入,都是一種主體性活動,網絡也無以回避主體性命題。論文探討了主體性網絡的主體間性，并探討了網絡主體間性的生成方式。
 

　　摘 要:互聯網的平等交互和自由共享使文學的主體性向主體間性延伸,網絡是間性主體在賽博空間里的互文性釋放,這是對傳統主體性觀念的媒介補救。在網絡中,散點輻射與焦點互動并存構成了主體間性的技術基礎,作者分延與主體懸置的共生形成間性主體的出場契機,而視窗遞歸的延異文本則成就了主體間性的文學表達。

　　關鍵詞:文學研究論文,網絡,主體間性,生成方式

　　互聯網上的需要/以機換筆,用鍵盤!鼠標來打造“指頭上的文學乾坤”和“空中的文字幽靈”,并在這個過程中沿用許多傳統的文學技巧和創作手法。除了傳播載體不同外,時下的多數網絡原創作品與傳統的書寫印刷文學并無二致，但我們以主體間性的視角面對網絡時,還是可以發現這兩種的同中之異,看出網絡如何基于紙筆書寫的技藝智慧和學緣譜系而在網際語境中突破限定的文學邊界,創造“運紙如飛”的文學神話的。美國信息傳播學家保羅.利文森(PaulLevinson)說:“個人計算機以及它對書寫的影響可以被看成是書寫缺陷的補救媒介。”[①] 這種媒介“補救”就是通過主體間性來實施的。

　　一 主體性與網絡的主體間性

　　不過與傳統主體性理念有所不同的是,網絡不僅是主體在審美關系中的個性化展開,而且是間性主體(intersubjectivity)在賽博空間里的互文性(intertextual)釋放。以間性主體在英特網上交往對話,用交互式感性表達來體現主體間性的理念,是網絡文學主體性獨特的學理形態。

　　“主體性”哲學理念的產生是近代啟蒙理性的結果,也是西方哲學出現本體論向認識論轉向后,思想界高揚人的理性、標榜人的自主能動性的產物。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以“主客分立”的姿態開始了本體論向認識論、再向人的主體性的哲學挪移。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為自然立法”,試圖通過對先驗范疇的信仰與調解來確定精神活動的主體性。“黑格爾的主體性是在世界中轉換自身,以此來體現世界存在的終極目的”[②] 青年馬克思提出“人化自然”和“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實踐主體性哲學,所以伊格爾頓在《審美意識形態》中說:“馬克思是最深刻的-美學家.,他相信人類的感覺力量和能力的運用本身就是一種絕對的目的,不需要功利主義的辯護”[③] 直到現代的薩特提出“自由選擇的意志高于一切”,都是主體性觀念的集中體現"在這種主體性哲學框架內,主體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主體的個性與能力被強調。這種主體的人,被視為具有某種內在本質,具有自我決斷能力和自由獨立品格,是自我和世界的意義的確立者和賦予者。

　　主體性對人的理性和價值的充分肯定直接衍生出文藝美學中表現論、反映論和主體性文論。主體性作為現代性的核心范疇,在標舉文學的人文蘊含、鍍亮藝術的人學底色方面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不過隨著“現代性”這柄雙刃劍的鋒芒畢露,這一概念的歷史作用及其局限性也一道彰顯出來"伊格爾頓曾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

　　獨立的主體占據舞臺中心,而后以自我為參照重新解釋世界,這從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的實踐來看是一種邏輯的必然結果。……但如果主體的唯我論取消了評價這種價值的標準,主體就無從認識客觀。一旦世界被主體縮小為恭順的自我鏡像,這個主體的優越性又體現在哪里呢?[④]

　　文學主體性的理論缺陷承繼了上述主體性哲學的負面因素,即在主客對立二元論基礎上,把文學看作是主體對客觀現實的審美表現等。更為重要的是,主體性哲學局限于藝術認識論將會忽略藝術本體論,文學被當作了客觀世界的知識,而不是人與對象之間相容相生的生存體驗和生命意義本身。在這個主客分立的狀態下,人們無法最終說明“文學把握世界如何可能”以及“主體自由如何可能”的問題。

　　我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展開過“文學主體性”的論爭。后來有學者反思這場論爭時提出“超越主體性文化建立主體間性文論”的主張,認為“中國現代文論經歷了由-文革.前的客體性(反映論)到新時期的主體性(實踐論)的發展階段,現在應當向主體間性轉換,以實現中國文論的現代性。[⑤] 相對于主體性文論和前此的反映論文論來說,“主體間性”說無疑是文論更新的一大進步,但主體間性是否就意味著“文論的現代性”卻是可以討論的。

　　從哲學的意義上說,主體間性從本體論上確證了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間的平等共存、和諧交流的關系,它將主客二元論的“我-他”關系轉換為“我-你”關系,如馬丁.布伯所說的“人通過-你.而成為-我”[⑥],“我-你”超越“認識的、利用的”關系范疇而構成“相遇 (meeting)關系[⑦],從而使主客分立成為主體間本真的共在,成為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間的交往!對話和相互依存。作為本體的存在是自由的存在,不是主體對客體的抗爭與征服,而是主體間的共在。

　　“世界只有不再作為客體而是作為主體,才有可能通過交往、對話消除外在性,被主體把握、與主體和諧相處,從而成為本真的生存。”[⑧] 在本真的共在中,世界不是外在的客體,而是另一個自我;自我與世界的關系不是主客關系而是自我與另一個“我”的關系,是我與你的交往對話中共在。海德格爾說:

　　由于這種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來已經總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與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世界之內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⑨]

　　在海德格爾看來,對“我”而言,“他人”并不等于說在我之外的“余數”,“我”只是從這全部余數中兀然特立的,而是“我”和“他人”的“也此在”或“共同此在”,“他人在其在世界之中的共同此在中來照面”[⑩]。這種從存在本體上追求“雙體(主客)共在”的理念,是對主客分立理論的超越,也是主體間性的哲學本體論注腳。施萊爾馬赫和加達默爾的解釋學把“解釋的循環”看作一種主體間的對話和“視界融合”,哈貝馬斯的“交往合法化”理論將原子式孤立的個體轉換為交互主體,巴赫金的“對話”學說,以及克里斯蒂娃基于西方神話母題“雙性同體”(androgyny)而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亦可譯作“文本間性”)等,表明了20世紀西方思想家揚棄主體性哲學而建立主體間性哲學的不懈努力。

　　一般而言,主體間性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在人的自我意識和語言、文化文本中的存在特性"實際上,無論是以前的客體性,還是后來的主體性,其中都蘊含了一定的主體間性。主體間性潛存于古代、現代和后現代話語的所有交往中,只不過以往人們對這個問題缺少認識,

　　缺少理性自覺。較之古代而言,以紙介為交往方式的現代性文化,個人表達的欲望更為強烈,對自我中心的表現已經內在地包含著交往式主體間性。在到了信息社會,交往的界限向全球拓展,交往的方式主要依托現代信息技術支持的各種傳媒,網絡就是其中之一。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數字化傳媒,大大敞亮了主體間性,這時候的主體間性不僅成為電子傳媒時代主體性的主導形態,也成為這個時代主體性的一大標志。網絡鮮明地體現了主體間性,不過它不是現代性文化的主體間性,而是后現代性話語邏輯的主體間性。[11]

　　如果說主體性文論已經造成對傳統紙介印刷文學的觀念宰制,那么,相對于網絡來說,在文學所依托的主客二元論及其相互關系都被置換了“E媒體”背景的情況下,這種學理模式的局限性便成了植學無根的理論缺陷。因為正如梅羅維茨(J.Meyrowitz)在談及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時所說:電子媒介已經改變了社會交際行為的時空參數,新的信息方式引入了一種新的語言,改變了構成符號交換基礎的各種條件,“電子媒介會話取消了語境(contexts),卻創造了新的言語情境(speechsituations)”,借助它的技術模式,“消除了時空距離的影響,使得異質(heterogeneous)人群的異時(asynchronous)-聚會.成為可能”,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時間與任何人交談。[12] 互聯網的平等交互和自由共享的特性,使得文學的主體性天然地向主體間性延伸,我們說網絡的主體性是一種主體間性,網絡文學主體是間性主體,正是基于數碼電子網絡的這一媒介技術特點。

　　網絡的主體間性體現了這樣的文學觀念:自我與世界的關系不是認識論的主客分立的“我-他”關系,而是本體論的“我-你”關系;自我與網絡交流中他者的關系不是“宣諭-聆聽”的關系,而是自我與另一個我之間的“交往-對話”的相遇和互動關系,是自我主體與其他主體間的平等共在、和諧共存。網絡文學文本的實時共享與視窗延異性進一步規約和強化了這種主體間性,是文本間性與主體間性的互為因果共同筑就了網絡的主體性藝術美學。

　　二 網絡主體間性的生成方式

　　網絡文學的主體是由蛛網覆蓋又觸角延伸的互聯網節點共享技術所形成的主體,是原子式分延又交互性共生的主體,也是主體間共在的意向性主體。這種間性主體源于網絡特殊的生成方式。

　　散點輻射與焦點互動并存,構成間性主體的技術基礎�；ヂ摼W的活動主體是分散在不同的聯網計算機終端節點的,但又可以通過在線的交互溝通與對話形成信息聚焦,從而把原子時代“施動→受動”的主體模式,延伸為電子數碼時代“施動→施動”(或受動→受動)的間性主體關系,讓那張覆蓋地球的網絡成為“人性化地球的神經”和“全球圖像空間”[13]。在網絡世界中,網民主體身份的在場確認是撒播的、輻射的,而主體性的出場方式卻是向心聚焦、互動并陳的,每一個網絡節點的介入都是對主體性的確認和超越,又是間性主體應然的存在方式。鏈接文本在生成中,每一主體的主體性都是個體的、個性的,而每一主體性的確立又無不是主體間的存在,即主體與主體間的共在"間性主體就是這樣形成的"相對于紙介一次性書寫,網絡的不僅是“可讀”文本,而且是“可寫”文本;這種文本可以是獨立完成,還可以是互動書寫(如常見的“跟帖”);文本構成方式可以是線性續接(如同章回小說),也可以是超鏈接設計(hyperlink)(如超文本小說);接受方式可以是“一對一”的傳播,但更多地則是“一對多”或“多對多”交流。

　　這種散點輻射與焦點互動并存與并進所形成的主體間性,在傳統紙介書寫時代是難以實現的,它只能立足于“網絡新時空”人類共處主流的新形態:自由、平等、兼容、共享�；ヂ摼W是一個無中心的散發性平行構架的網絡,TCP/IP協議!萬維網(WWW)!路由選擇技術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對等網(Peer-To-Peer)!局域網(LocalAreaNetwork)!城域網(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和廣域網(Wide Area Network),天然地形成了民主分權技術模式,它否定了中央集權式的金字塔權力控制結構,從而與傳統的意識形態話語壟斷理念截然相反。“以數字為基質的電子媒介和以電腦為標志的科學技術,正在我們既有的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之外,筑建起一個另類空間——互聯網世界,或曰虛擬世界。在這個新型世界中,互聯網自身的性質和特征,決定著它具有不同于我們身處的這個現實世界的基本精神,實行著與現實世界不同的-游戲規則.,并在物質的層面為其新型的精神和準則提供現實可行性的技術保證"自由、平等、兼容和共享,就是互聯網世界的基本精神和準則。”[14] 網絡的主體間性是這種文化精神在主體性上的哲學銘寫。

　　其二,作者分延與主體懸置的共生,形成間性主體的出場契機。作者與文本對應或通過文本來體現作者命意是文學主體性的生成機制,但這兩者在網絡中均發生了根本改變。羅蘭.巴爾特曾宣稱“作者死了”。這句解構主體的讖語在網絡中被驗證為“作者懸置”——互聯網上的交互如聯手小說、接龍故事、合作劇本、BBS文本等,其作者往往不再是個我的、固定的,而是多重的、流動的,更有甚者如程序、機器做詩等“無人創作”是沒有作者(人)的。這樣的文學要在隱逸的主體里探詢主體性,在多重分延的主體中把握文學主體,它所蘊含的只能是間性的主體性,或曰文學主體的間性。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談及“文化言路斷裂”的現代人的自我意識時說:

　　“你是誰?”一個墨守傳統的人通常回答說,“我是我父親的兒子”。今天的人則說:“我就是我,我是自己的產物,在選擇和行動的過程中我創造自己。”這種身份變化是我們自身的現代性的標記。對我們來說,已經成為認識和身份源泉的是經驗,而不是傳統、權威和天啟神諭,甚至也不是理性。[15]

　　我就是我自己而不是傳統、權威、天啟神諭命定的他者,這對于在互聯網虛擬世界中“孤獨的狂歡”的文學網民來說,不啻是最好的宣言。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后,思想界便把信仰的支柱轉向人本身。然而,自文藝復興時期所確立的以人為中心的理性元話語,在19-20世紀卻遭到一次次沉重的打擊:哥白尼發現人類并不處于宇宙的中心;達爾文的進化論表明人不是神造之物,而是猴子變來的;緊接著弗洛伊德發現了人的意識原來是源于潛意識“里比多”的劣根,使人對理性的信仰轟然坍塌。如果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人類不是上帝子民,理性也不值得信仰,那么人類自信的支點在哪里?文學家便從此有了尋找自我的“補天”情結。這在現代主義作家如卡夫卡、艾略特那里表現為揭示與抗爭,后現代主義者如庫弗(R.Coover)、巴塞爾姆(D.Barthelme)的創作則選擇了放棄和超越,而網絡一方面延續了后現代話語邏輯,通過否定自己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的層級體制的合法性讓認識論中的主體“墜入歷史的盲點”,另一方面用個我游戲的方式把歷史壓縮成一個薄片之后,讓失去深度的邊緣言說“浮出歷史地表”,以平面化和平民化的生活敘事消解昔日虛無寓言的謎底,剝蝕宏大敘事主體頭頂那神圣的光環,任憑撒播的感覺在文本中投射主體的碎片,在眾聲喧嘩的虛擬空間里表演間性主體的狂歡。

　　馬克.波斯特論及“電子書寫顛覆印刷文化”問題時曾提出,數字化文本容易導致文本的多重作者性,實即主體間性。他說:

　　電子書寫正顛覆印刷文化"例如在文字處理時,能輕而易舉地變成數字化書寫,屏幕符號與白紙黑字相比具有非特質性,這使文本從固定性的語場轉移到了無定性語境。而且,數字化很容易造成文本的多重作者性。一個文件可以用多種方式在人們之間交換,每個人都能在該文本上實施操作,結果,無論是在電腦屏幕上抑或打印到紙面上,每個人都將在文本上留下自己的印記,又都隱藏了所有簽名的痕跡。[16]

　　多重作者導致作者懸置,主體所指的飄移形成主體能指的虛位,主體間的對話形成的視界融合,解構了主客分立中孤立的原子式個體身份,寶塔式精英話語權的壟斷模式的技術消解張揚了言說平權的自由理念,于是,主體間性得以乘虛而入,贏得了自己的生長空間。

　　另外,視窗遞歸的延異文本成就了主體間性的文學表達。傳統的紙介書寫是以語言存儲實現審美在場的,它將語言固定在一個廣延性物體(甲骨、鐘鼎、木牘、竹簡、布帛、紙張等)上以便神諭般地向他人宣示,讓世人膜拜。這種線性書寫的原子式文本“促進了文化的代際傳播,甚至可以使文化作品轉變為不朽之作,促成由‘作者’向‘權威’的提升”[17],催生了人的主體性的無窮膨脹和主體精神的高度伸張;另一方面,文字被鎖定在書頁等物質載體后,“會使者脫離文本,增加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和文本闡釋的難度”。[18]這樣的文本有利于強化作品的穩定、厚重和深刻,也有利于“讀者對文字反復思量,例如回到前文段落,重新考辨言說的來龍去脈。讀者可以獨立地完成這一切而不會受到作者或社群對他的闡釋行為所施加的任何壓力”[19]。但這種文本也會有它的負面性,即在創作的層面上把文學看作是主體對外物的表現或再現!改造或征服,即客體的主體化,終歸沒有擺脫主客二元對立的糾纏;在欣賞的層面上使文學接受成為宣諭和聆聽!施動與受動的單線延伸,無法形成真正的對話與交流。主體的片面彰顯,使文學主體性成為藝術美學的權力話語而不是它的文學表達。

　　網絡用視窗遞歸的延異文本有效克服了紙筆書寫的這一缺陷,以交互式表達方式成就了主體間性。萊恩說過,電腦的“窗口敘事”,有“一種屏幕的功能,是向敘事世界打開的一個中介窗口。”[20] 她認為,聯通網絡的電腦視窗就像博爾赫斯描繪的“曲徑交織的園林”:

　　一臺計算機可以同時運行幾個程序,一個敘事也可以發展幾條情節線索;一個程序可以從另一個程序輸入數據,一條行動線索的結果也可以受到同一時間發生于不同地點的另一組事件序列的影響。[21]

　　萊恩還詳細區分了各種窗口敘事的類型:(1)伴隨嵌入窗口的單窗口敘事;(2)移動次數最少的多窗口敘事;(3)有限但移動頻繁的分離窗口敘事;(4)有許多小窗口的敘事;(5)將平行的情節線索系統地呈現為嵌入敘事的敘事;(6)同時打開若干視窗的窗口;(7)可配置視窗的敘事。[22]窗口的“遞歸”使故事套故事或故事里嵌著故事,“是敘事從一條情節線索移向另一條情節線索的過程,其形式標記是撥回敘事時鐘,跳到另一時間和地點。”[23]這樣的敘事形成的將是“延異”(differance)文本,是運用德里達所說的“消解結構”和“解拆在場”的方式,顛覆“中心化”結構模式和“在場的形而上學”[24]。文本在遞歸的窗口中不斷被延宕和改變,閱讀成為一種沒完沒了的游戲,一個沒有時間!沒有順序!沒有界限的延異空間。讀者還可以在閱讀之后加上自己的評論,然后轉發給他人。一個文本在多維延伸、多人續寫和改寫的過程中,打上了所有介入者的主體烙印,又隱藏了所有人對其加工的痕跡,而成了一個飄蕩在網絡空間的幽靈。語言的蹤跡運動不斷將此在(presence)因素和缺場(absence)因素同時納入我們的視線,卻又總是不斷脫離中心聚焦而讓文本成為滑動的符號群。解構學說的重要闡述者利奇(V.B.Leitch)曾這樣描述延異的文本:“能指的無序飄動,語法的、修辭的以及指意的語言層的自由嬉戲,杜絕了產生任何最終允諾的可能。”[25] 他還解釋說:“什么是文本?文本即是具有差異性的蹤跡串,是飄浮的能指序列,是伴隨著最終無法破譯的互文(intertext)因素起起落落的受到滲透的符號群,是語法!修辭以及(虛幻的)所指意義進行自由嬉戲的場地。”[26]這樣的文本不僅解構了傳統典律性(canonicity)文本的幻想,消除了主體形而上學的霸權,也同時筑就了網絡間性主體的學理基礎,提供了主體間性的網絡化文學表達范式。

　　參考文獻：

　　[①] [美]保羅.利文森5軟邊緣:信息革命的歷史與未來6,熊澄宇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第7頁。

　　[②] MarkPoster:TheModeofInformation,PolityPressinassociationwithBasilBlackwell,1990,P.100.

　　[③] TerryEagleton,TheIdeologyoftheAesthetic,BasilBlackwellLtd.publicshed1990.p.202.p.70.中譯本參見王杰等譯特里.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本引文對原譯文有所調整。

　　推薦期刊：文學評論(雙月刊)創刊于1957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學術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