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學期刊投稿發表了論語中“敬”的哲學基礎分析，論文從書中所體現出的對人、對鬼神、對天命的敬意入手，分析《論語》中“敬”這一關鍵思想的哲學基礎。介紹了孔子的人生觀、鬼神觀、天命觀。

　　關鍵詞：文學期刊投稿,孔子

　　清代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說“敬，肅也”，有謹慎，尊重、有禮貌地對待之意�！墩撜Z》共20篇，除了書中頻繁使用的語氣詞、數量詞和人名之外，“敬”字在全書中出現21次，也算是一個高頻詞，由此可見孔子對“敬”這一思想的重視和它在全書中的重要地位。但歷代學者對孔子思想的研究多是專注于他所提倡的以“仁”為中心的思想體系，注重分析“仁、義、禮、智、信”這一道德標準，卻少有對支撐全書的價值認同的關注，即對“敬”的關注。

　　一、人生觀

　　孔子的人生觀主要通過他的家庭觀、君臣觀、處世觀體現出來，歸結為一點就是“敬人”。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奴隸制的日趨瓦解，禮崩樂壞，當時孔子認為要穩定社會秩序，必先穩定家庭，但如果不樹立父母家長的權威，就不能維護家庭的穩定，進而也就無法穩定社會。所以，孔子提倡“孝”。孝順父母的前提是敬父母，“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為政》)“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就是說孝敬父母要真心實意，只單純地在物質上滿足父母，還不能說是孝，重要的是要“敬”，使父母得到人格上的尊重和精神上的滿足。如果沒有敬意，那么人與犬馬就沒有什么區別了。從這里可以看出，“敬”是孝道的精神本質。尊敬父母不僅是在父母活著的時候，父母故去后也要守孝三年，以報父母養育之恩，即孔子所說的“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與“孝”一樣，“禮”在孔子的道德哲學中也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人所以立身的根基，“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秦伯》)禮的內涵是“敬”，《孝經》上說：“禮者，敬而已矣。”孔子推崇周禮，也就強調臣子對待君主、下級對待上級必須尊敬，做事要嚴格按照禮法制度來，否則便是不敬、不忠“。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季氏身為人臣，卻使用了只有天子才可以用的八佾，由此孔子認為他對君不敬。受到同樣譴責的還有僭越禮法的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論語•八佾》)“席不正，不坐”(《論語•鄉黨》)席子放的位置不合禮制，主不在主位，則不能就坐，坐則失禮，失禮則失敬，這在今天也是一樣的。尊敬父母和尊敬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孔子對君子的要求不僅僅停留在“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上面，而且還要求做到“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任”“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論語•學而》)也就是尊敬朋友、博愛眾人，即便是對待身份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也要存有敬意，《禮記》說：“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禮”就是把自己放在謙卑的位置，而把對方放在受尊敬的位置,即使是背負肩挑的小販也有尊嚴，同樣應該得到他人的尊重。并且，孔子認為尊敬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相互的，“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論語•為政》)要想讓臣民忠于自己，君主用政令、刑法來約束不是長久之計，而“使臣以禮”才是治理國家的正確做法，“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論語•子路》)也就是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說，為君、為臣、為父、為子的作為，要符合與它相對的“名”�？鬃诱J為每一個名都是有其一定的意義的。這些意義就代表著“名”所指稱的事物的理想本質。“在社會關系中，每個名都含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君、臣、父、子都是這樣的社會關系的名，負有這些名的人都必須相應地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1]36這樣社會秩序就能維持正常了。敬別人的前提是要先修養自己使之成為君子，以便“安人”、“安百姓”。這就是要求人們在德性方面有較高的造詣，“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花言巧語，阿諛奉承，孔子以此為恥。明明心中藏匿著對某人的不滿和怨恨，表面上卻還要和他做朋友，這不是正直的君子的行為。對人的尊敬必須是出自內心的真誠情感，在貌為“恭”，在心才為“敬”，過分的恭敬就近于諂媚了。僅有高尚的人格還不夠，君子還要注重修飾自己，做到“文質彬彬”，從外在形象上表現對人的尊敬，也就是要做到內外兼修。在孔子的哲學中“敬”是支撐禮、仁、孝、信的基礎，進而成為維系感情、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的紐帶。

　　二、鬼神觀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孔子并不相信世上有鬼神的存在，《論語•先進》篇中季路問孔子服事鬼神的方法，他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他死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并且，“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對于當時盛行的人殉制度，孔子也是極力反對的，連對最初制作俑來殉葬的人都深惡痛絕，因為贊成了人殉制度，就意味著承認了鬼神的存在。從中可以看出孔子否認鬼神的存在，但是他卻認為對鬼神的正確態度應該是“敬而遠之”。這是因為當時的整套喪葬、祭祀制度對于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整個人類社會活動是非常復雜的，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敬人”，僅僅依靠個體內在的自覺來維護社會的穩定是不太可能的，孔子明白這一點，所以就要借助“鬼神”這一外部的力量。在祭祀的時候孔子特別強調的就是“敬”。“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論語•子張》)他認為有了敬意，對于祭祀來說就足夠了。對鬼神的這種“敬意”首先體現在祭祀的物品上，“祭于公，不宿肉。”在當時，肉食是極為珍貴的，孟子所設想的理想生活，就以70歲的老人能吃上肉為重要標準。正因為如此，肉食成為當時的主要祭品，以此表達對鬼神的敬意。其次，孔子強調要親自參加祭祀，如不能親自參加是不會請別人代替的，并且祭要做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祭祀更多的是表達對祖先的崇敬和緬懷，一定要有恭敬而真誠的心，那是對于死者最好的尊敬。在孔子的祭祀觀中更多地融入了“孝”“德”的觀念，雖然是潛意識的，但這種感情因素肯定存在。“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謹慎地對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遠的祖先，自然會培育出忠厚老實的百姓。因此孔子反復強調參加祭祀活動時內心情感的重要，對祖先要真誠的敬畏、緬懷。另外，在祭祀時孔子講究“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論語•鄉黨》)在進行祭祀前要進行沐浴;在沐浴之后，不能夠穿綢緞，而要穿“明衣”;同時改變平時的飲食習慣;居住也一定搬移地方。這些都表現出了孔子對于祭祀禮儀的講究以及其對祖先的恭敬，但這種敬意不是假大空的口號，而是切實的道德責任和實踐。并且孔子對違反祭祀禮制的行為是非常反對的。“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論語•八佾》)禮只有天子才能夠使用，魯國的國君使用禮很顯然是僭越禮制的行為，所以孔子不想再看了，符合他提出的“非禮勿視”的道德標準。

　　三、天命觀

　　孔子對于鬼神持敬而遠之的態度，但對于天命他卻持相反的態度。“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不懂得“命”就不能夠成為君子，要做儒家所說的君子，知命是首要的一個條件。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治長》)至于什么是“命”孔子卻很少談論到，孔子不說，不是不知道，只是相對于仁、禮、孝、義這些概念，孔子談論天道與性相對少一些，并且只對可以悟道的人才說，所以流傳很少�！吨杏埂返谝徽轮袑懙�“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是關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是對自然界的規律和必然性的描述。對于人來說，“天命”“道”雖然與人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但卻是人們無法控制的一種強大的外在力量。所以不知“命”就難以成為君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論語•季氏》“)畏”有畏懼、敬畏的意思，孔子不僅重視“畏”，而且把天命作為“畏”的根本，這是因為“人之有所畏，根本的不是畏人為可以達致的東西，而是畏人類難以琢磨、顯得無能為力的東西。因此，孔子將畏天命安置在畏的決定性位置”[2]。雖然在天命面前人顯得無能為力，但孔子依然提倡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他要求弟子篤信好學，致力于追求人格和學問的提升，并希望能夠改變當時“天下無道”的社會狀況，雖然屢遭劫難，但“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論語•憲問》)“我們的活動，要取得外在的成功，總是需要這些條件的配合。但是這種配合，整個地看來，卻在我們能控制的范圍之外。所以我們能夠做的，莫過于一心一意地盡力去做我們知道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計較成敗。這樣做，就是‘知命’。”[1]39承認世界的自然規律，敬畏天命，盡我們應盡的義務，承擔相應的責任，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進而成為知者、仁者、勇者，做到不惑、不憂、不懼。誠如康德所言，“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3]敬畏之心是孔子提倡的仁、義、禮、智、信的情感基礎也是他所強調的人之為人的內在道德根據。對人，對社會，對自然都懷有敬畏的情感，是孔子闡述敬畏的落腳點和哲學支撐。有所敬畏是人愿意和能夠有德行地生活的內在原因。貫穿《論語》的道德敬畏具有超越時間限制的話語權力，在當下語境中，敬畏之心對維護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依然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作者：郭沙杰

　　推薦期刊：文藝理論與批評(雙月刊)1986年9月創刊，是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國家文藝理論類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