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彌補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最有效之舉。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既有其深刻的理論依據———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又有內在的歷史依據———我國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黨對“三農”高度重視和現實依據———精準脫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鄉村振興戰略;理論依據;歷史依據;現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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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8年中美貿易戰和氣候變化對中國糧食生產有很大的影響，旱澇等極端氣候事件、病蟲害頻繁發生以及極端氣候變化的逐漸加劇等必將給中國未來的糧食生產帶來許多嚴峻的挑戰。總體上，中美貿易戰和極端氣候對中國糧食生產和農業發展戰略的影響很大，隨著近年來極端氣候事件和貿易摩擦的增多，保護農業生產顯得非常重要。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三農”問題是直接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的全局性和最根本性的問題。基于“三農”問題的重要戰略地位，黨的十九大在準確地揭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科學地研判現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之后，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并將其列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七大全局性戰略之一，以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1]。作為重中之重，“鄉村振興戰略”在報告中兩次被提及，并把它作為新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六項重大任務之一。

　　這凸顯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戰略地位和重大歷史意義。本文將全面分析“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理論依據、歷史依據和現實依據。習近平同志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2]“鄉村振興戰略”是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轉變的新時代、我國改革開放進入到新階段、我國“三農”進入到新時期的歷史必然。

　　一、“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理論依據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最主要理論依據。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3]11這一矛盾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廣大農村地區表現得甚為明顯，農業農村的落后發展成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正是為了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美好生活需要”涉及百姓生活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等方面。就物質需求來說，人們追求的是如何吃得好、吃得安全、住得舒適、環境宜居等。

　　就精神需求來說，人們對自由、平等、公平、公正、法治等的追求，以及對人生價值和民族文化的反思與重構等。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本改變了過去“落后的社會生產”狀況。2010年以來，我國一直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眾多生產領域尤其是高尖端的科技領域已經走在世界前列。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仍然還比較落后。然而這些已不是制約我國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新時代制約我國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已經由“落后的社會生產”轉化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當前我國發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現在行業之間、部門之間、東中西部地區之間、貧富之間等的不平衡，而最大的不平衡就是由于二元經濟結構造成的城鄉發展不平衡。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的政策明顯傾向城市、傾向工業。事實證明，這樣的發展戰略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是卓有成效的，讓我國很快有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和大規模的城市。但過去那種以犧牲農業換取工業化的發展策略已經不適合新時代，并且這樣的二元發展模式已經讓中國社會出現一定的不平衡。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居民與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鄉鎮居民在生活環境、思想境界上的差異明顯。即使是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仍難以真正地融入城市。這就是城鄉之間、身份不同的人群之間的發展不平衡。

　　不管是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城鄉發展的不平衡，還是行業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群體之間發展的不平衡，都不符合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因此必須振興鄉村才能實現我國的全面性發展，這就是十九大報告里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初衷。當前我國在發展“不充分”方面，表現為農村發展、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的不充分等。進入新世紀以來，城市化的進程大大加快。這一進程也帶來了諸多問題，其中農村發展的同質化傾向非常明顯，特別是在經濟發達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

　　許多鄉村在發展的過程中迷失了農村自有的特色和方向，而向城市看齊，失去了鄉村本身的韻味與美。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于城市與鄉村在精神層面上發展的不平衡所導致的。因此，鄉村振興不僅僅是我國城鄉平衡發展的要求，也是城鄉居民充分發展的需要。鄉村尤其是城市附近的鄉村發展好了，城市居民在雙休日、各個小長假及國慶、春節等長假也能有個較好的旅游去處，這也能促進鄉村發展、促進城鄉互動，廣大民眾的生活品質也會提高。對美和自然的追求是人充分發展的一種必然，因此推動鄉村振興、實現鄉村發展，應該要開拓出一條不同于城市發展的道路，并保留鄉村的特色與風俗。綜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然發生歷史性轉變的特殊背景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所必須完成的“補短板”任務。

　　二、“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歷史依據

　　我國城鄉發展的差異和黨對“三農”的重視是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依據。新中國在自身發展進程中形成了明顯的城鄉二元差異。改革開放40年來，在我國全面推進現代化和城市改革的實踐中，城市獲得了飛速發展，且成效顯著。多年來，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我國農業農村的發展，并在人力物力財力和政策上都給予了大力的扶持和傾斜。從農業農村自身發展來看，也有了很大進步。

　　一是全國農業連續豐收。如2017年我國糧食總產量1.2358萬億斤，比2016年增加33億斤，實現“十四連豐”，棉花、油料、肉類、禽蛋、水產品、蔬菜、水果等農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4]。二是農民收入連續增長。2016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萬元，自2012年以來，年均實際增長8.0%，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速快于城鎮居民1.5個百分點。2017年我國農民可支配收入超過1.3萬元，實現2012年以來的“六連增”[4]。

　　近年來，我國在“三農”領域取得了很大進步和一定的發展，但農業農村現代化問題卻沒能跟上城市發展的步伐，并且二者的差距較大。有些農村地區發展相對滯后，與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不相適應，由此也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如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涌向城市，這必然會使得農村出現土地拋荒和經濟蕭條的現象，同時農村眾多高素質人口的流失也讓農村逐漸缺乏善于治理農村的人，由此帶來了諸如空巢老人、留守兒童、治理不當等一系列問題。歷史發展進程中遺留下來的這些問題影響并制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這些瓶頸和關鍵問題的解決，就要“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并提出全面、系統和根本性解決方案和路徑。”[1]

　　我黨歷來高度重視“三農”工作，始終把“三農”問題擺在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改，到改革開放之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應運而生，一系列正確的“三農”政策逐步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基本實現了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邁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繼續高度重視“三農”工作的基礎上，對“三農”問題也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規劃，推出了一系列惠農富農和強農政策，“有力促進了農業發展、農村繁榮和農民增收”[5]。2013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2014年12月，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強調，沒有農業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富強，沒有農民安居樂業，國家現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6]。

　　2015年7月習近平到吉林調研時強調，國家發展到“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忘記農民、淡漠農村”[4]。2016年4月，習近平親臨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安徽鳳陽小崗村時，再次強調要“堅定不移深化農村改革，堅定不移加快農村發展，堅定不移維護農村和諧穩定”[5]。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首次正式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作為統攝我國“三農”工作的關鍵。報告提出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是對我國幾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三農”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也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時代“三農”問題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要實現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愿望，推動五位一體的現代化建設，農業的基礎地位不能動搖，“三農”的重中之重戰略地位不能改變。綜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顯然是農村發展的實踐要求和歷史發展的必然抉擇。

　　三、“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現實依據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是到建黨一百周年時實現精準脫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現實需要。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帶領人民脫貧，并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為國際社會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直到十八大初期，我國仍有近1億人處于貧困狀態[7]。據此，黨中央及時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戰略，而且扶貧工作的力度很大。近年來，我國貫徹落實“扶真貧、真扶貧”的思想，堅守著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心，入村入鄉入戶，點對點面對面，精準扶貧工作取得了決定性進展。

　　2013—2017年，我國有近6600萬人在黨和政府的幫助下擺脫了貧困，年均減少1300萬人以上[4]。貧困發生率也在持續下降，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增長，正在逐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8]的愿景。即便如此，還必須要看到，“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1]到2020年，我國能否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難點問題恰恰就是農民和農村。

　　目前，在13億多總人口中，有近6億人口常住農村[9]。即便到了基本實現現代化的2035年，我國仍有近4億農村人口[9]。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小康和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問題。要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就務必要把農業農村問題提升到黨和國家的戰略高度，制定、落實正確的解決之道以全面提升其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進而實現所有農民和全國人民的小康愿景。黨適時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選擇。“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是到建國一百周年時，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現實需要。十九大強調，需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過15年，到2050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3]28-29。

　　可見，現代化不是某個方面的現代化，而是包括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等在內的全方面的現代化。其中農業又是基礎，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全方位現代化的根本支撐和戰略支持。但我國當前面臨的現實卻是農業農村的發展成了制約現代化的瓶頸。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了農業農村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總體原則和實施路徑等，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和安排，是當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舉措。眾所周知，事物發展進步的根源在于內因，外因需要通過內因才能發揮作用。而從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的發展實際來看，其內在動力確實有待加強。

　　近年來，我國農民的收入不斷增長，農村的發展越來越好，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直接給農民和農村的投入很大，如全面取消農業稅、糧食最低保護價、種糧補貼、養殖補貼等等。“沒有內在動力，僅靠外部幫扶，幫扶再多，你不愿意‘飛’，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0]因此，在優越的外在條件下，如何激發農業農村的內源性動力成了重點問題，也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進而實現現代化強國的必經之路。綜上，“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有其深厚的理論依據和既定的歷史與現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