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在我國已有30多年的發展歷程，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PPP模式，走出了一條特點鮮明的PPP發展之路。然而，隨著PPP項目規模的不斷擴大，PPP在實際應用中的問題也逐步凸顯。其中，作為PPP項目最重要的兩個利益相關者，政府和社會資本之間的制度邏輯沖突是PPP項目中最為典型也最為根本的問題。如何使公私雙方理解、包容與尊重彼此的價值目標，在公共利益邏輯與資本利益邏輯之間求同存異，已經成為政府和社會資本雙方開展良性合作、推動項目有效實施的關鍵。本文對公私制度邏輯沖突與社會資本在PPP項目中的合作行為之間的作用機理進行探索，通過理論建模與實證分析，對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社會資本視角下和政府之間的相互依賴與關系嵌入以及社會資本合作行為四個構念之間的內在聯系與影響關系進行分析與檢驗。本文旨在揭示公私制度邏輯沖突對社會資本在PPP項目中的合作行為的影響機理與作用路徑，進而深化相關理論研究，為政府和社會資本對PPP項目進行治理提供有效的指導。

　　關鍵詞PPP;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社會資本;合作行為

　　引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以下簡稱PPP)是政府和社會資本之間，為了合作建設城市基礎設施或是為了提供某種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彼此之間形成的一種伙伴式的合作關系[1]。自2013年以來，我國開啟了新一輪全面系統、根本性、深層次的改革，PPP作為貫徹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刺激經濟增長的一種有效手段與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良好載體[2]，在加強地方基礎設施建設與促進民間資本投資的同時[3]，也為延展地方政府債務、助力國家精準扶貧戰略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持。

　　根據明樹數據統計，截至019年月日，財政部PPP在庫項目總計12,341項，投資額總計17.78萬億元，規模之大，舉世矚目。隨著新一輪經濟體制、投融資模式與政府管理運作方式的改革，如何繼續通過PPP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滿足人們對高質量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日益增長的迫切需求，已經成為擺在我國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現實課題。

　　然而，社會資本介入公共產品供給與公共資源分配，勢必使得PPP項目相較一般項目有著更為多元的價值內涵與更為寬泛的價值考量[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公與私之間天然的價值矛盾。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與社會資本所代表的資本利益在PPP項目中交匯在一起，兩種不同的利益目標形成了兩種在性質上迥然相異的價值訴求，即公共利益最優化與資本利益最大化。自PPP誕生以來，許多實踐者與學者傾向于認為這兩種價值之間的沖突是不可調和的，似乎追求公共利益最優化就注定要以犧牲資本利益最大化為前提，而追逐資本利益最大化又必然會阻礙公共利益最優化的實現。

　　這一固有認知的根源在于政府和社會資本所遵循的制度邏輯之間的差異與沖突。制度邏輯是構成一個領域中行為與規范的具體實踐和符號結構[5]，決定與塑造了人們如何看待事物的一系列“因果假設”以及組織環境中的“游戲規則”[6]，為組織及組織中的個體提供了認知與行為的模板[7]。公與私的兩種制度邏輯在PPP項目中并生共存又相互競爭博弈，在組織場域中形成一種動態張力，并由此引發公私制度邏輯沖突，進而對公私雙方產生影響。不過在實踐中令人感到無比困惑的是，在相似或相同的制度環境下，在面對相似或相同的公私制度邏輯沖突時，不同的社會資本卻展現出不同的合作行為，這種差異有時又極其顯著。

　　在一些PPP項目中，政府和社會資本雙方因制度邏輯差異而引發的沖突是不可調和的，而在一些PPP項目中，公私雙方卻可以通力合作并實現互利共贏。然而，現有PP相關研究主要圍繞三個核心要素——項目、政府與規制進行展開[8]，作為PPP項目中同等重要的兩個利益相關者，社會資本視角下的研究卻要遠遠少于政府視角下的研究，而關注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研究更是十分有限，難以對上述現象進行理論解釋。

　　同時，以制度邏輯為切入點對PP項目進行研究的文獻同樣較為有限，主要關注公私雙方如何通過制度邏輯的融合實現價值共創[9]、政府如何對PP項目中固有的制度復雜性進行回應[10]等研究議題。但這些研究中存在三點問題：第一，現有研究中學者們往往采用制度復雜性、競爭性制度需求等較為抽象的構念描述公私雙方因制度邏輯差異與不兼容所引發的沖突，對于PPP項目情境下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的內涵、構成及具體表現尚未形成清晰的認識[11];第二，盡管現有研究關注組織如何對競爭性制度邏輯進行回應，然而這種回應更多地局限于組織如何在多重制度邏輯之間進行選擇或融合，研究結論大多較為抽象，并未延伸至更為具體的結果，例如具體的組織行為[12]。

　　這也使得領域內的主流研究仍以理論思辨、案例研究等定性分析方法為主，基于大樣本統計的定量研究較為匱乏，現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與結論在推廣與適用范圍上存在一定的制約與局限;第三，競爭性制度邏輯與組織回應之間缺乏具體的影響機理研究，制度邏輯沖突與組織回應之間并不一定是簡單的“非黑拒絕即白依附)”關系[13]，兩者間可能存在更為復雜的影響機理。針對上述三點問題，本文以制度邏輯理論、社會互依理論與關系嵌入理論為基礎，從社會資本視角出發，對PPP項目公私制度邏輯沖突與社會資本合作行為間的關系進行研究。

　　本文可能的理論貢獻與現實意義在于：(1)通過半結構化訪談與實證檢驗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發現PPP項目情境下的公私制度邏輯沖突是一個由假設沖突與慣例沖突共同構成的雙維度構念，為政府和社會資本認識PPP項目情境下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的內涵與維度提供了理論框架;(2)本文對公私制度邏輯沖突與社會資本在PPP項目中的合作行為的內在作用機理進行了模型構建與假設驗證。結果表明，假設沖突與慣例沖突均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有著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社會資本與政府的關系嵌入在假設沖突與社會資本合作行為間起部分中介作用;而社會資本與政府的相互依賴與關系嵌入在慣例沖突與社會資本合作行為間既起到了單獨的部分中介作用，又共同起到了平行中介作用;(3)本文以社會資本為研究對象，對社會資本在PPP項目中的合作行為進行了研究，為政府換位思考提供了邏輯框架，有助于政府對公私制度邏輯沖突進行有效治理，促進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展現。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作者首先對本研究的核心概念——PPP項目情境下的公私制度邏輯沖突進行定義，并對公私制度邏輯沖突與社會資本合作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假設。隨后，鑒于社會互依理論[14]與關系嵌入理論[15]均從目標與行事方式兩個角度對沖突的影響與合作行為的形成進行闡釋，這一視角與作者提出的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的雙維度——假設沖突與慣例沖突相契合。因此作者以上述兩種理論為參照，將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與關系嵌入作為本研究的中介變量，并提出相應假設。

　　PPP項目情境下的公私制度邏輯沖突制度邏輯(institutionallogic)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社會學家Alford和Friedland[16]提出，用以描述現代西方社會中固有的實踐與信念間的矛盾。他們認為每種制度都存在一種核心邏輯，這種邏輯是由社會共享且根深蒂固的假設與價值觀，構成了推理的框架，提供了合法性的標準，并將時間與空間進行組織與安排[17]。

　　承接上述研究，Thornton和Ocasio[18]將制度邏輯定義為個體用以產生與再現物質存在、組織時間與空間以及為他們的社會現實提供意義的、由社會建構的物質實踐、假設、價值觀、信仰與規則的歷史模式。他們認為，制度邏輯可以幫助個體對組織現實進行解讀，定義什么是合適的目標以及如何實現目標，在個體的主觀能動性與認知和制度慣例與規則結構之間建立聯系。

　　隨后，Thornton和Ocasio[19]又對這一定義做進一步凝練，提出制度邏輯是關于如何解釋組織的現實，什么構成了適當的行為以及組織如何獲取成功的一組通常為隱性的假設、價值觀與規范。其中，制度是一切制度邏輯相關研究的核心[20]，是一種由特定控制機制所支持的、有組織的、完整的安排，具體反映了標準化的事件相互作用的順序[21]，其結果是有目的的行動[22]，因此是一種規則、規范或慣例。而邏輯則是一種對事物產生與發展的因果規律的假設[23]，假設是由價值觀塑造，價值觀又由假設具體再現，因此假設與價值觀兩者互為一體。如果將制度邏輯拆分為“制度”與“邏輯”兩部分進行理解，那么制度邏輯就是一組通常為隱性的“慣例”與“假設”。因此，制度邏輯決定與塑造了人們如何看待事物的一系列“因果假設”以及組織環境中的“游戲規則”[6]，為組織及組織中的個體提供了認知與行為的模板[7]。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

　　1.研究工具編制

　　通過對制度邏輯相關文獻的研讀，作者發現現有研究中缺少對制度邏輯沖突進行有效測量的工具，因此作者遵循unn等[46]的量表開發程序，并借鑒了張敏等[47]、葉竹馨和買憶媛[48]等的研究，采用自編問卷的方法，編制了PPP項目情境下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的測量量表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具體過程如下：首先，作者基于Gremler[49]提出的關鍵事件法的方法步驟，對不同地區的10家社會資本中的33名員工進行深度訪談，共涉及關鍵事件87個。

　　全部33名受訪者的PPP項目經驗均在年以上，受訪者職位大多為項目經理、項目部部長等從事PPP項目管理工作的企業中層員工，同時也有總經理、副總經理這樣的高級管理人員。隨后作者遵循Krippendorff[50]建議的內容分析法的研究流程從87個關鍵事件中提取了62個自由節點，并通過假設沖突與慣例沖突兩個角度對62個初始節點進行整理歸類。在完成歸類后，作者通過基于頻率的一次凈化、基于節點打分的二次凈化與基于焦點小組討論的三次凈化，形成了包含18個假設沖突題項與個慣例沖突題項的初始量表。

　　隨后，作者對初始量表進行預調研。預調研時間為2018年12月至2019年月，共計發放問卷200份，有效問卷139份，有效回收率為69.5%。從結果來看，36個題項可以提取形成10個因子，其中因子包含個假設沖突題項，因子包含個慣例沖突題項，其余22個題項散布于其余個因子。為進一步對量表進行凈化，作者將這22個題項予以剔除。作者再次對剩余的14個題項進行因子分析，發現14個題項可以提取形成兩個因子，累積解釋變異量為61.707%，各測量指標在某一維度中的載荷不低于0.60，且在另一維度中的載荷低于0.40。因此，14個題項能較好地相互區分并分屬于兩個因子，表明兩組題項間具有較好的區別效度。同時，兩個因子的Cronbach's分別為0.915與0.863，均大于0.7，由此證明同一因子的所屬題項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

　　上述結果表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良好，且與本文綜述部分形成了相互印證，因此作者將兩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假設沖突因子1)與慣例沖突因子2)，PPP項目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的內在結構維度得到了初步驗證。最后，作者以預調研問卷為基礎形成了正式調研問卷題項見附錄1)。正式調研時間為2019年月至2019年月，共計發放問卷250份，有效問卷179份，有效回收率為71.6%。作者再次對結果進行檢驗后發現，測量量表通過了包含內部一致性信度、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模型檢驗、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等各項檢驗，能夠較為準確全面地反映PPP項目情境下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的構念內涵與維度結構，可以為后續研究提供概念與工具基礎。

　　2.變量測量

　　為保證測量量表的信度與效度，針對需要測量的構念，本文全部采用現有文獻中已有的成熟測量量表，并根據PPP項目情境進行適當調整，采用級ikert量表設計，以作為收集數據的測量工具。(1)自變量公私制度邏輯沖突依據本文研究工具公私制度邏輯沖突測量量表編制的結果，該變量通過假設沖突與慣例沖突兩個維度進行測量，測量量表包含14個測量題項，具體內容見附表。

　　(2)中介變量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與關系嵌入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是本研究的一個中介變量，其測量主要參考了Tjosvold等[51]與Tjosvold等[52]的研究，并基于PPP項目情境對題項進行了適當的調整與修改，具體內容見附表。社會資本和政府的關系嵌入是本研究的另一個中介變量，其測量主要參考了Uzzi[53]的研究，用信任、信息共享與問題共同解決三個維度來表征社會資本在合作過程中與政府的關系嵌入程度，具體內容見附表。(3)因變量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測量主要參考了Pearce[54]的研究成果，在結合PPP項目情境對題項做調整后，使用個題項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進行測量，具體內容見附表。

　　三、數據與分析結果

　　1.信度與效度分析

　　在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前，需要對數據的信度和效度進行分析，這直接關系到實證結果的科學性[56]。本研究采用Cronbach'sα系數作為信度判斷的標準。自編公私制度邏輯沖突測量量表整體Cronbach'sα系數為.892，假設沖突和慣例沖突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914和.873，社會資本與政府的相互依賴、關系嵌入與社會資本合作行為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910、0.891與0.911(如表所示，均超過了.7的標準值，說明問卷整體的信度較高。測量工具的效度檢驗主要考察其內容效度、結構效度與收斂效度[57]。內容效度主要是系統檢驗量表的內容，從而確定測驗是否是所測量行為領域的代表性取樣。本研究的量表由作者基于訪談進行編制，或采用現有文獻中已有的成熟測量量表，并根據PPP項目情境進行適當調整，因此具備較好的內容效度。

　　而結構效度則通過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反映。收斂效度指的是測量同一潛變量的觀測變量彼此聚合或關聯的程度，通過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VarianceExtracted檢驗，發現各潛變量的AVE值均在.514到.742之間，超過了.5的標準值，表明各潛變量在平均意義上能夠解釋觀測變量0%以上的方差，收斂效度良好。與收斂效度不同，區別效度考察的則是潛變量的觀測變量與其它潛變量之間的區分程度，本文采用FornellLarcker標準進行檢驗，即每個潛變量AVE值的平方根應大于該潛變量與其他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58]。結果顯示，各潛變量均符合FornellLarcker標準，因而有著良好的區別效度。

　　四、研究結論與啟示

　　1.研究結論

　　本研究對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社會資本視角下和政府之間的相互依賴與關系嵌入以及社會資本合作行為四個構念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了研究，共計提出了個主假設與10個子假設。經實證檢驗，除假設H5a與假設H7a未獲得驗證，其余假設均通過驗證。從這些假設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首先，假設沖突與慣例沖突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均有著負向影響，即PPP項目中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展現。這一結果與管理學中任何沖突都是不利的，應該盡量避免的傳統觀點相仿[63]。如前文所述，假設沖突程度越高，社會資本就越需要不斷地在制度邏輯間進行戰略選擇，很容易引發對政府的項目動機或先前承諾的猜疑，從而影響其行為[38]。

　　因此，當公私雙方之間的假設沖突較多時，不利于社會資本做出合作行為。而慣例沖突的存在，還可能使社會資本的慣例成為具有有利性與非有利性雙重特征的防護性慣例[64]。因此，當政府和社會資本之間的慣例沖突發生較多時，同樣會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產生負面影響，兩種沖突都會阻礙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展現。其次，假設沖突與慣例沖突對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均有著負向影響，即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程度越高，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程度越低。

　　從路徑系數來看，假設沖突0.223，P<0.001)對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所造成的影響弱于慣例沖突0.314，P<0.00118340.068p>0.05)，這一結果與假設沖突的特征有關。假設是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各自所持有的價值觀決定與塑造，而在當前PPP項目廣泛流行與大量應用的背景下，政府和社會資本都意識到這種對同一事物不同假設的差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這種意識層面的沖突并不對雙方的關系嵌入產生實質性的負面影響。此外，現有研究普遍認為中國社會推崇和諧，人們往往通過回避認知上的分歧以維持人際上的和諧[63]。本研究中，政府和社會資本之間的假設沖突并未對雙方的關系嵌入產生影響這一研究發現也印證了上述觀點。

　　另一方面，慣例沖突對社會資本和政府的關系嵌入影響的路徑系數顯著0.352，P<0.001)，即慣例沖突對社會資本和政府的關系嵌入有著負向影響。這一結果表明，相較假設沖突，慣例沖突作為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沖突，可以對公私雙方之間的關系產生實質性的負向影響。 再次，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有著積極的作用=0.401，P<0.001)，這與Johnson[42]、Johnson和Johnson[43]與Tjosvold等[51]的研究結論一致，表明社會資本和政府相互依賴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促進公私雙方合作關系的構建，促進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產生。

　　當社會資本認為己方目標的實現是需要建立在政府目標實現的基礎之上，便會對沖突做出積極的回應，主動配合政府方的活動，采取合作的態度與行為。也就是說，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的提升可以促使社會資本關注政府的項目目標與價值訴求，從而達到有效化解沖突的目的。

　　同時，實證結果表明社會資本和政府的關系嵌入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0.329，P<0.001)，這與現有研究中針對關系嵌入與合作行為關系的探討，如李丹和楊建君[65]、Warsen等[66]的研究結論相一致。由此表明，社會資本和政府的關系嵌入是促進社會資本合作行為展現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發生時，社會資本和政府的高關系嵌入可以有效降低社會資本的對抗思維，緩和公私對立的緊張氛圍，鼓勵社會資本在面對沖突時付出更多的努力，促進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良性展開。最后，Bootstrap檢驗結果表明，假設沖突可以通過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發揮顯著的間接效應，效應值約占總效應的二分之一，因此呈現部分中介效果。

　　由此，假設沖突不僅可以直接影響社會資本合作行為，還可以通過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起到間接作用。另一方面，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也在慣例沖突與社會資本合作行為之間發揮著顯著的中介作用。而慣例沖突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影響也包括直接作用與間接作用兩方面，因此同樣呈現部分中介效果。比較來看，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在假設沖突與社會資本合作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強于其在慣例沖突與社會資本合作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這種差異可能是因為假設沖突反映的是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的觀念性維度，而對相互依賴程度的感知同樣存在于主體的觀念性層次，因此相互依賴的中介效果更為直接與顯著。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包含一個“慣例沖突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平行中介模型”。首先，從模型的Bootstrap檢驗結果來看，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與關系嵌入的平行中介效應0.2046)約占該模型總效應的二分之一，遠大于兩個變量單獨的中介效應。需要注意的是，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的中介效應0.1210)稍大于關系嵌入的中介效應0.0836)，但這種差異并不顯著，即在平行中介模型中，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與關系嵌入的中介效應作用相當。可見，慣例沖突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間接影響主要是通過社會資本和政府的相互依賴與關系嵌入的平行中介實現，平行中介模型比兩變量各自的簡單中介效應更具解釋力。

　　管理論文投稿刊物：《公共管理學報》是由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主辦的學術性期刊，面向全國發行。辦刊原則是"求道無籬，經世致用"。以繁榮與深化中國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探索與提升政府治理水平的廩與途徑為己任。

　　本文的理論貢獻分為兩個方面：首先，本文結合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從假設沖突與慣例沖突兩個維度開發了PPP項目公私制度邏輯沖突雙維度測量量表，涵蓋了PPP項目公私制度邏輯沖突的14種主要表征，為PPP項目情境下制度邏輯沖突相關研究奠定了工具基礎。其次，本文基于大樣本實證研究發現，假設沖突與慣例沖突均對社會資本合作行為有著直接與間接的負向影響，而社會資本與政府的相互依賴和關系嵌入則在兩者之間起到了重要的中介效應，這為解釋“在相似或相同的制度環境下，在面對相似或相同的公私制度邏輯沖突時，不同的社會資本卻展現出不同的合作行為”這一現象提供了理論依據，深化了公私制度邏輯沖突對PPP項目社會資本合作行為的影響研究。

　　參考文獻：

　　[1]陳婉玲.公私合作制的源流、價值與政府責任[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4,16(5):7583.

　　[2]LenferinkS,TillemaT,ArtsJ.Towardssustainable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throughintegratedcontracts:ExperienceswithinclusivenessinDutchinfrastructureprojects[J].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JECTMANAGEMENT,2013,31(4):615627.

　　[3]常亮,劉鳳朝,楊春薇.基于市場機制的流域管理PPP模式項目契約研究[J].管理評論,2017(03):197206.

　　[4]朱方偉,孫謀軒,王琳卓,等.地方政府在存量PPP項目中價值沖突的研究——一個基于網絡的視角[J].公共管理學報,2019(02):131146.

　　[5]李曉丹,劉洋.制度復雜理論研究進展及對中國管理研究的啟示[J].管理學報,2015,12(12):17411753.

　　作者：孫謀軒、朱方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