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井水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西平原與川中丘陵北部，以河水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東平行嶺谷與盆周邊緣山地，以溪泉為主的城市散布在盆周邊緣山地、川西南山地與川西北高原。地理環境與取用便捷性是影響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結構的主要因素，涵括 “地下水位高低與鑿井難易度”“城市是否瀕臨江河”“城市瀕臨江河干流或支流的差異”三個方面的影響因子。

　　關鍵詞：四川,飲水統計,城市飲水,水源結構,空間差異

　　近年來，隨著城市飲用水源研究的不斷深入，有的學者開始關注飲用水源結構與飲用水源的空間差異性。梁志平對江南居民的傳統飲用水源結構作了考辨，認為江南地區的主要飲用水源為河浜水、池塘水、湖泊水等地表水。

　　胡勇軍則探討了杭州城飲用水源的空間差異，認為受地理環境、水質衛生及取用便捷性等因素的影響，杭州城的飲水習慣存在區域差異性。 總的來說，雖然已有學者關注到了飲用水源結構與飲用水源的空間差異性，但目前城市飲水研究的理路仍主要集中在梳理城市水源系統與探討民生用水背后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

　　一、多重文本與城市水源結構的復原

　　對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結構進行復原，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研究資料的收集與分析。近代四川飲用水源的記載散見于新舊方志、中外游記、民國報刊與檔案等多種文本之中，文本沖突、文本信息片面化等現象大量存在，若不做仔細梳理與甄別，不僅容易對城市飲用水源產生錯誤的認識，更難以厘清何種水源為城市的主要飲用水源。如東亞同文會編纂發行的 《支那省別全志》中載榮昌主要 “飲用井水，井水甚佳”， 而民國檔案中則言 “榮昌城區飲料水十分之九皆取于小河中，近北門區人民系用井水”， 兩者沖突明顯。

　　又如 《支那省別全志》中載廣漢 “飲用井水”， 而新中國建國后新修的 《廣漢市志》中言 “城區居民用來，歷來是河水和井水”， 前者未言及河水，后者雖言及河水，但仍難以判定廣漢的主要飲用水源。是以，為客觀地復原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結構，需要對主要文本的記載特性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礎上作文本考辨。

　　就本文而言，復原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結構的主要資料為清末民國的舊方志、新中國建國后編修的新方志、東亞同文書院的飲水調查以及民國檔案中的飲水統計：

　　舊方志：清末民國的舊方志中對井水、河水、溪水、泉水皆有或多或少的記載，如同治《渠縣志》中言： “城中井咸不可烹，數千家炊爨皆仰汲于河。” 又如道光 《茂州志》中載茂縣取汲三溪水， “三溪，州東北五里，源出茂濕山，合大小二溝水入江，又引入城，居民取汲”。 然從整體上看，在舊方志中 “偏記于井”，且多為選擇性記載，并非城內所有水井皆有錄入。

　　如道光時江安縣城有 “井六十一眼”，然僅有芹香井、官井、天生井見載。 在舊方志對井水的選擇性記載中，或多載古井，或因官員政績而載，或多載衙署、文教空間之井，在使用時尤需注意。

　　新方志：就城市水源結構的復原而言，新中國建國后編修的新方志亦有可取之處：一是數量眾多，且分布面廣，基本各省、市、縣，乃至鄉、村、鎮等皆編有志書，便于面上資料的系統收集;二是編撰人員的親歷體驗，尤其是第一批新方志的參編人員多親身經歷過近代社會生活的變遷，賦予了新方志中水源記載相當的可信度。

　　但囿于新方志的編纂時代、背景以及質量的參差不齊，新方志所載的城市水源資料往往存在籠統概括、照搬舊方志、信息錯訛等問題。如 《溫江縣志》載溫江縣城在 “解放前，全縣無自來水，縣城居民均飲用河水或井水”， 僅為籠統概括，難以判別城市的主要飲用水源。又如 《奉節縣志》中載 “至光緒十九年 (1893)，城內共有‘九井’ (桂花、杜公、李公、義泉、天泉、東井、張公、 公、惠民)、 ‘八池’ (流潤、化龍、武功、漾翠、通濟、注香、利民、太平)”。實際上，光緒十九年時，“許公之舊八池”已 “多湮滅，僅存一二”，九井中的李公井 “久而淤沒”，天泉井 “年久淤塞”，東井、公井、惠民井亦皆廢。

　　東亞同文書院的飲水調查：1908年以后，日本對中國展開了有意識的大規模調查研究。其中，基于東亞同文書院日本學生調查結果撰修的《支那省別全志》《新修支那省別全志》中載有四川各城市的飲水調查，資料相當豐富。如 《支那省別全志》中載重慶城飲水， “雖說城內打井頻繁，但由于其井水只是雨后積水，水量不定且污染嚴重，并不適宜飲用，故所有飲用水都是城外運來的河水”。

　　然需注意的是，東亞同文書院的部分飲水調查存在錯訛與片面的現象，在使用時需結合其他資料詳加考辨。以隆昌為例，《支那省別全志》中載隆昌飲水為 “江水與井水并用，但江水主要用于泡茶，井水專供做飯。” 同為東亞同文會發行的 《新修支那省別全志》中卻載 “飲用及其他生活用水都是使用江水，擔夫們頻繁且迅速地往返擔水，地面一直都是濕漉漉的”。那么，隆昌飲水到底以何種水源為主呢?《隆昌縣志》中載，“1961年前，城區居民主要飲用河水和郊外井水。散布于城內各街巷的 66口井水，大多不能飲用”。

　　綜上可知，清末民國的舊方志、新中國建國后編修的新方志、東亞同文書院的飲水調查以及民國檔案中的飲水統計中皆蘊涵了大量城市飲用水源的資料，但各文本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在使用時皆需注意辨析。正是由于文本記載中存在的諸多問題，近代四川各城市的水源結構須基于文本考辨才得以復原。需要說明的是，限于資料，研究區域內184個城市中僅有123個城市能判定主要飲用水源。溫江、崇寧、彰明、江油等37個城市雖可知飲用水源種類，但尚不能斷定主要飲用水源。北川、青神、丹眣、沐愛等24個城市則資料暫缺，尚不能得知具體飲水狀況。

　　二、城市水源結構的空間差異與影響因素

　　在經由文本考辨可以斷定城市主要飲用水源的123個城市中，以井水為主的有40個，以河水為主的有71個，以溪水為主的有7個，以泉水為主的有 5個。以 “地貌區”為基準，對123個城市進行劃分 (見表 2)，可以很清晰地得見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結構的空間差異：

　　(一)以井水為主的城市以井水為主的城市集中在川西平原與川中丘陵北部，川東平行嶺谷、盆周邊緣山地、川西南山地、川西北高原僅有少數城市以井水為主。此類城市的水源結構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響：

　　1.地下水位高與鑿井甚易川西平原與川中丘陵北部的多數城市，地下水位高，鑿井取水甚為便利。處于川西平原腹地的成都，地勢平坦，清末時城內水井數便已達 “二千五百一十五眼”。 成都為河渠環繞，江河水資源并不匱乏。然在江河水資源較為豐富的情況下，成都飲水之所以以井水為主，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便是地下水位高與鑿井甚易。清人周洵便言成都 “城內觸處皆有井”，便是由于 “成都古稱 ‘陸海’，土甚薄，鑿二丈許即得水。

　　各街既有公井，人家亦多私井，私井聽鄰汲取者亦多，故井水最為普通”。 民國文人李稢人在其小說 《大波》中亦言成都 “地下水非常豐盛，一般掘井到八市尺便見水了。掘得深的，不過一丈到一丈四尺。百把人，只要一口淺井，隨你如何使用，如何浪費，它總不會枯竭”。 又據 《成都市飲水改善計劃》中所載，成都城內水井深度 “平均不過三、四公尺”。 可見，成都因地處川西平原腹地，地下水位較高，鑿井甚便，取水亦便。

　　在川西平原與川中丘陵，因地下水位高與鑿井甚易，以井水為主的城市還有很多。如中江為凱江與小東河所環繞，然民國時中江 “城內居民多飲用井水”，皆因 “井泉之利，以縣城為最，隨地鑿井，皆可得泉，藝圃之家，掘地數尺為明井”。 又如犍為處于岷江與馬邊河交匯處，然民國時犍為有 “井泉甚阡”， “城區飲水多取用井水”。 為嘉陵江所環繞的閬中亦是如此，閬中 “出西門一步即江，即東南居者至遠亦不過數百步”， 然城區 “飲用水的話，是用井水，那些井全都是深五十尺以上的深水井”。

　　周洵 《芙蓉話舊錄》中亦載成都在 “光緒中年”時， “河水一擔，約值錢三四十文”，是時成都居民 “已覺其貴，除烹茶外，浣濯煮飯悉用井水”。據陳茂昭回述，清末時，成都 “城內每擔水(河水)的水價約等于四個鍋魁”，因 “河水價高，一般平民都吃井水”。

　　2.城市不濱江河

　　城市是否臨江，亦是影響城市水源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井水為主的城市中，樂至與儀隴二城距江甚遠，在無江河之水可資汲飲的情況下，樂至、儀隴只有依賴于井水。樂至雖有樂至溪，但樂至溪距城甚遠，是以民國時“縣城居民生活用水均為井水，有水井50余口”。 儀隴在清代及民國時位于金城山腰，亦是距江甚遠，“水源奇缺，歷來吃水困難，是有名的旱城”。為解決吃水問題， “明、清兩代及民國政府均于城周鑿井以供民用”。

　　3.瀕臨江河小支流

　　除前述兩方面因素外，瀕臨江河干流或支流，亦是影響城市水源結構的重要因素之一。川中丘陵北部、盆周邊緣山地、川西南山地以及川西北高原內以井水為主的城市，其城市水源結構便多受 “瀕臨江河小支流”的影響，如安岳、仁壽、黔江、西昌、稻城等。安岳城邊有岳陽溪，為涪江之支流。岳陽溪水流量小且水淺，在清代時便 “常日淺塞，山水陡發則浩淼無際”。 是以，安岳城市飲水主要依賴于井水。據 《四川省安岳縣衛生院三十一年度一月份環境衛生工作月報》，1942年時，安岳縣城內有 “水井數可用者 29”， “飲用井水戶數2927”。

　　安岳的城市飲水狀況一直維持到 20世紀 70年代，直至 “1973年前，縣城居民均飲用地下水 (井水)”。 仁壽城邊曾有金馬河，順城邊淺丘的溝壑流淌，為沱江之小支流。然該河水量小，且時常易淤。同治 《仁壽縣志》中便載 “邑城居數百家，負山傍河，河故無流，而山純土，土墾而松，經雨崩流入河”，以故 “河率泥淤不通，淤極雨張泛濫”。 是以，“縣城河水污濁，不能飲用”，新中國成立前，“居民鑿井取水”。

　　據 《四川省仁壽縣三十一年度十二月份環境衛生工作月報》，1942年時，仁壽縣城內 “飲用井水戶數達 1962”。黔江城邊的黔江河亦是 “流量小”，且 “天干和冬季缺水，春、夏兩季河水渾濁”，是以民國時， “地下水為城內居民食用的主要水源”。 西昌城邊有東河、西河、馬水河等小的河溪，均為安寧河的小支流，水流量亦不大。

　　近代時，西昌雖有縣城北堰引東河 (懷遠河)入城 “供城西居民飲料”，但城西居民飲料主要仰汲于大水井。 是以， “民國時期西昌城區飲用井水、河水 ”，但 “以井水為主”。 稻城城河為稻城河的小支流，水流量不大，且季節性變化大，冬季河中幾乎無水。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稻城縣老城區居民飲水 “主要是人工挖掘的井水”。

　　三、結 論

　　基于已復原的 123個城市，無論是以 “四川”為空間級，還是以 “地貌區”為空間級，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結構都有著相當明顯的空間差異。以井水為主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川西平原與川中丘陵北部;以河水為主的城市則主要集中在川東平行嶺谷與盆周邊緣山地;以溪水、泉水為主的城市則散布在盆周邊緣山地、川西南山地與川西北高原。影響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結構的因素主要是地理環境與取用便捷性，具體而言，則是：(1)川西平原與川中丘陵北部的多數城市，地形較為平坦，地下水位高，鑿井取水甚為便利。此類城市雖有較為豐富的江河水資源，但取用井水較河水更便捷，是以城市飲水以井水為主。(2)在川中丘陵北部、盆周邊緣山地、川西南山地以及川西北高原以井水為主的城市中，部分城市則是因不濱江或瀕臨江河小支流而取用井水。(3)川東平行嶺谷與盆周邊緣山地的多數城市，以及川中丘陵南部、川西南山地與川西北高原的部分城市，因地形起伏大，地下水位較低，往往鑿井不易，是以多濱江以取河水。(4)盆周邊緣山地、川西南山地與川西北高原中的少數城市，限于地形與地理位置，往往取用井水與河溪水皆不易，只得依賴于泉水。厘清城市水源結構的區域差異，明晰城市與城市間的差異，不僅有助于加深對城市飲水的研究，且對日常生活史、醫療疾病史和公共衛生史等方面的研究亦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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