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社會科學論文發表了當代中國的社會公正：進展與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公正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基本確立了社會平等的政治基礎和市場機制，鼓勵個人通過自致性努力獲取應得的制度條件正在形成。在社會公正建設中，完善社會政策已經是重點問題。
 

　　關鍵詞：社會科學論文,社會公正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中國社會轉型，同時包括兩大層面：一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二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是中國社會公正發展的基本背景。一個顯著的但往往被忽略的問題是，當今中國社會公正的基礎和需求，與27年前是截然不同的。在1978年，中國社會公正方面的主要需求是消除大面積的社會歧視，給人們以自主選擇生活方式、自主進行經濟社會活動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公正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

　　這些歷史性的進步我們將它概括為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清除了“左的”政治歧視政策，社會平等的政治基礎基本確立。

　　權利平等是社會公正的第一要義。中國1978年前的社會特點之一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形成的社會歧視嚴重存在。相當比例的社會人群由于政治問題和“階級”分野被打入另類(例如：“黑五類”;各種反黨集團、叛徒集團;各種機會主義分子或集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有上述“分子”的家庭成員、親屬、下級或僅僅只有某些聯系的友人、同事;等等)，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飽受歧視。消除由這種政治歧視所導致的對人民群眾權益的非公正對待，恢復相關人群的平等權利和正常的社會生活，成為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撥亂反正的重大舉措之一。

　　這些重大舉措，對中國社會基本人權的落實具有轉折意義。大約到1982年年底，全國共有約300萬名干部獲得平反，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的這些干部的親屬、因與這些干部有工作關系而受到株連的無辜干部群眾，一并得到解脫。加上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原剝削階級人員以及他們的家屬、廣大的知識分子階層，恢復平等權利的社會成員人數至少再翻上一兩番。

　　中國共產黨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執政思路是上述政策的政治基礎，新的政治路線超越了傳統的階級斗爭觀點，順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大規模群眾性階級斗爭必將逐漸淡出的歷史必然。這一路線調整和相關舉措的深遠意義，不僅在于還當事人以平等權利，而且實際上宣告了一個以“政治標準”標簽人群的時代的終結，它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人權水平，為日后的現代化建設解凍了無可估量的人力資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公正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第二，市場機制成為建構社會公正的重要基礎。

　　市場體制的建立使社會公正的現實基礎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首先基本經濟制度的變化——生產資料所有制從單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改變，導致人們賴以謀生的經濟社會組織的所有制屬性變得多種多樣，人們的經濟關系也多樣化了;其次收入分配體系的變化——國家主導的全國統一的工資制度對大部分“單位”(國家全額撥款的機關、事業單位除外)的薪水體系失去了規約作用，市場主導的按要素分配、按勞分配、按貢獻分配成為主流;其三在生活消費方面，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也由于市場的發展很快使商品琳瑯滿目，人們的消費能力和生活方式呈現千差萬別的景象，過去的同質化生存情形不再;其四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國家分配不再是主要安置形式，而由勞動力市場、人才市場、技術和資本市場等取而代之，由于能力、機會、勤奮等原因，同樣教育程度、同樣年齡的人，所獲得的職位和社會地位可能相差甚大;……。總之，以往作為體現社會主義公平的許多東西都消解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公平競爭、效率原則、能力本位等等)以極快的速度擴展，市場競爭、市場調節成為影響公正的重要途徑。

　　馬克思恩格斯肯定過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公正功能。他們認為，現代平等和自由本質上是現代市場經濟(當時表述為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用歷史的眼光看，既然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形態自然歷史進程的必經階段，適應市場要求的公正也必然是人類社會公正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以市場為主導的社會生產方式，實現了奴隸制經濟、封建制經濟無法比擬的社會公平，也實現著與傳統計劃經濟公平不同的社會公平。被束縛于天然尊長、行政命令等的形形色色的羈絆將被無情地斬斷，家庭出身、身份差別、地緣區隔、所有制特權等等事實上的不平等必將被逐漸打破。

　　在市場經濟的熏陶下，現代色彩的公正理念也獲得了迅速生長的溫床。無疑，市場有著有利于人們形成自由、平等、社會合作等精神的一面。在市場體制下，每個人都有權自由自主地選擇職業和生活方式，基本權利平等的觀念因此深入人心。市場競爭又是嚴酷的、現實的，每個人憑努力、能力獲取回報天經地義，因此比例平等(按貢獻分配)的觀念也容易得到多數人的理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分工固然使社會分化為越來越多的職業階層、利益群體，他們之間的利益有對立的一面，但更有彼此依賴的一面，每一個社會群體都離不開社會合作，都需要社會伙伴，都要在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合作中實現自身利益。因此社會合作、社會責任的理念仍有生長的長足空間。總之，在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無可選擇地成為中國社會公正的現實基礎和重要實現途徑。

　　第三，鼓勵個人通過自致性努力獲取應得的制度條件正在形成。

　　現代社會的重要進步和特征之一，是人的獨立、自由和平等;現代社會公正的重要內容，就是清除社會自由流動(地域流動、職業開放、階層升遷等)的障礙，建立使人通過自致性努力獲取應得所得的鼓勵、保證機制。

　　1978年后，松動乃至解脫國家和單位對個人過分嚴格的管束監護，尊重個人的選擇，承認個人的努力，確認個人的主體性地位，漸次成為社會變遷的潮流。個人逐漸擺脫對單位的單向依附、地域局限，逐漸獲得到與單位、與各類組織、與政府的對話權，逐漸獲得自由流動和自主擇業的日益平等的權利，個人自由獲得了具有轉折意義的擴展。

　　舉要而言，如個人與“單位”之間的雙向選擇已經成為社會常態;又如隨著戶籍制度的改革，個人漸次取得不同區域之間流動及定居的機會，并逐步推動當代中國向遷徙自由、居住自由發展;還如，個人漸次取得城鄉之間流動及定居的機會;再如，個人自主擇業和創業漸次成為就業的主流，成為創造自己幸福生活的決定性因素。

　　承認個人努力在個人應得所得中的決定性作用，是新時期社會公正的最基本內容之一，它意味著社會公平內涵，已經從過去主要注重結果公平，轉變到首先要求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等，對社會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收入分配從一元轉變為多元。

　　按勞分配與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相結合，個人收入從勞動所得一元發展到所得來源多樣化、多元化，反映了1978年以后收入結構和社會分配方面的巨大變化，構成了新時期社會公正的一個主要特征。

　　二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公正的基本狀況，我們要肯定這種變化的主要方面是非常積極的，是可以持續的，但是也不能輕視發展中暴露的或積累起來的問題。現在看來，市場經濟的自然分化功能是難以避免的，市場經濟在給我們帶來空前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把繁榮背后的另一面，即人們獲得發展成果的不均等性、不平等性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一，部分公民的權利義務不對稱問題。

　　公民的基本權利可簡單分為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權利。其中政治權利又是最基礎的，因為它對于經濟社會權利的實現有決定性影響。現今“人民”的內涵發生了太大的變化，其特征是從“同質化”轉變為“異質化”，利益細分化成為現實，利益沖突日益明顯，公共政策對人們的利益損益的關聯度很高，這種狀況就更需要在公共決策中讓各相關利益群體(增益群體和損益群體)有切實的話語權，讓他們了解情況，發表意見，然后才整合成政策產品。

　　但我們的決策體制尚未完全改變“自上而下”的主導路徑，公共決策脫離草根民意的漏洞很大。現實中的確存在很少掌握各種政治資源、政治上缺乏表達的群體(主要是普通工農)。社會上熱議的種種利益受損問題背后實際上都存在政治弱勢的問題。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稱(權利得不到保障卻被迫承擔為改革為經濟效率犧牲的義務)，成為當今弱勢群體的主要特征。他們有時候只能選擇體制外維權的過激方式：群體性事件，給社會埋下不穩定的因子，反過來進一步遭到政治排斥。

　　第二，社會分配不公問題。

　　目前關于分配不公的界定非常復雜，主要有社會資源配置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公兩大類。比如，我國全民所有制的資產，其收益應當屬于全體人民，例如應當有一部分作為針對全民的社會保障資金。從理論上說，中國的勞動者不是像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勞動者那樣以無產者的身份進入市場的，他們是數十萬億國有資產的共同擁有者，如果產權改革不考慮這一點，那就是典型的分配不公。

　　現在關于中國基尼系數的各種數據已為人所熟知，中國城鄉間的收入差距也大致在3∶1到6∶1之間，僅次于南非和津巴布韋，名列世界第三。而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在大致相同的歷史階段是世界上最快的。

　　在這里還要著重指出的是，政府應該直面目前中國勞資關系的不平衡，承擔起調節勞資分配、保護勞動的職責。明確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資本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具有獲取投資回報的權利，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體制的適度調整，合理性自不待言。但是由于資本在組織生產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以及資本的稀缺性，勢必使其在分配中占據有利位置，使資本的貢獻效應被放大;又由于中國普通勞動力的富余狀態，也自然使勞動在分配中處于弱勢，勞動要素的貢獻得不到合理體現，其分配份額被擠占。中國目前勞資關系客觀上的強資本弱勞動格局，短期內無法改變，這對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懸殊的貢獻率是巨大的。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必須切實保護勞動，確保勞動在資本的強權面前能夠得到應有的分配份額。我們有兩種干預方式：一是借鑒西方國家的法治經驗，加強社會立法;二是發揮我們的優勢，有針對性地開展黨團工會活動和做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社會政策滯后問題。

　　根據一般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社會政策是在市場機制之外，維護和達成社會公平的法律政策體系。社會政策的內容，有一部分是干預和規范“一次分配”的立法，如最低工資制度、累進稅收制度等;主要部分是確定政府轉移支付的“二次分配”立法，其核心是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和社會福利服務體系(包括公共衛生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公共交通等)。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個人的福利待遇是與城鄉分割的格局和單位勞保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實行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福利發展模式，社會政策沒有從國家的宏觀政策體系中單列。社會保障在過去被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在今天仍然是顯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標志性內容;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政策所需要的財政能力、制度化能力相對欠缺;中國還是一個城鄉長期分割的社會，社會政策的(城鄉)非同一性特征明顯，欠賬嚴重。由于種種客觀和主觀因素，目前社會政策供給嚴重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政策同經濟政策地位不對稱，滯后明顯。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濟政策側重于解決經濟效益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它體現經濟生活中的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社會政策則主要解決再分配領域中的問題，它在很大程度上要體現社會公正問題。對于一個健全社會來說，經濟政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只強調經濟政策而讓社會政策長期缺席，那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結果很可能是少數人受益而多數人的基本尊嚴和生存無法保證。我們要實現經濟社會的均衡發展和協調發展，首先就要使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對稱平衡，互相彌補互相促進。

　　現階段中國社會政策處于起步階段，許多東西在探索之中。例如養老保險制度：目前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主要針對領工資的勞動者，但是繳費率嚴重偏低(大部分“三資”企業和私營企業職工并不愿意繳費)，年年收少支多，收不抵支，個人賬戶空帳化。這樣的制度設計是無法持續的，一來侵犯了養老金繳費者的基本權利，二來政府負擔太重，潛在風險較大，而且公平效果并不好，因為這個制度并不覆蓋農民，政府補貼越多，城鄉差距越大。要研究為什么大部分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不愿繳費?是否存在法律強制性不到位?繳費者的權利義務不相稱?又例如醫療衛生體制的過度市場化問題：醫療單位本來承擔的醫療保健社會服務功能嚴重退化，醫院商業化，公眾因病致貧、看不起病的情況非常嚴重，加重了貧富差距。有醫療保險者(約占城鎮從業人口的1/3)尚且沒有安全感，更不要說在農村，原來的合作醫療制度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而瓦解，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尚未全面推開，政府的醫療服務實際上是空缺的。有學者認為，中國社會保險的問題在于政府包攬一切，占據了市場機制原本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社會(福利)服務的問題在于政府退得太遠，政府把責任基本推給了市場。[1] 這個看法很有針對性，值得深思。

　　中國社會政策面對的任務之復雜、之艱巨，舉世無雙，利益沖突、觀念相左、人口壓力、勞動力過剩以及全球化所導致的國際壓力，使中國社會政策可選擇的空間十分狹窄。我們不期望一夜之間解決諸多社會問題，但是理清頭緒，權衡輕重，循序漸進地完善社會政策，已經成為我們社會公正建設的重中之重。

　　第四，社會分化和精英結盟問題[2]。

　　市場經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目前社會分化的主流是符合社會進步潮流的，但是某些分化組合卻是扭曲的社會現象，它加重了社會的不公平，應該引起重視。

　　例如龐大的低收入人群的存在，尤其是中國主要社會群體——普通工人農民的弱勢化問題，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公正不能不是一種質疑。

　　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都會有一個低收入群體，其成員主要為老弱病殘等喪失勞動能力者，西方國家還有少量不愿工作的自愿流浪者。但中國的問題在于，不僅存在著一般意義上老弱病殘的低收入群體，嚴重的是，中國社會的一些龐大群體如工人階層、農民階層，其大量成員處于收入低端，在經濟關系中基本上沒有討價還價能力。

　　工人農民還成為環境破壞的最大受害者。所謂“三廢”(廢氣、廢水、廢料)，一線工人和當地農民是直接受害者。這是中國實際上存在的環境災民，他們在基本談不上勞動保護的條件下做工，他們的飲用水是被污染的，他們呼吸著廢氣粉塵。近年來各地連續發生因為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老百姓群情激昂，矛頭直指政府。

　　又例如人們比較警惕的社會精英的“利益結盟”的不良苗頭。

　　由于社會進步進程，自然地產生經濟精英、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等。精英群體的出現是正常自然的社會現象。對于社會發展而言，無論從效率的角度還是從公正的角度，精英都是不可缺少的。

　　從效率的角度來看，精英們承擔了日益復雜的現代經濟社會的各種管理、創造性事務，他們的知識、能力、判斷、選擇、規劃和操作為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說明自古以來精英就是很重要、很寶貴的。從公正的角度看，精英們只要是遵循機會平等、能力原則而取得較高社會地位的，就是合理的，對社會的長遠發展是有利的。他們的成功給那些位置較低的人們作出了示范，推動他們努力工作，有利于社會整體創造力的提高。

　　但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現代社會精英群體不僅應該是開放的，各類精英的社會功能應該有清晰的邊界。比如政治精英的功能是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他們掌握的是公眾委托給他們的公共權力，應該主要體現公共性。經濟精英的功能是組織生產，投資經營，創造財富，他們理應保持市場性。知識精英應該體現科學性、獨立性，這樣他們才能保持良知和清晰的頭腦，承擔起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開發創造功能，并成為社會的良心。

　　精英們由于在掌握各種資源方面占據優勢，一旦出現相互之間不適當的功能混淆，利益結盟，那么社會公眾的利益就往往受到侵占。比如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結盟，經濟精英就可能通過非市場的途徑，獲取利益，從而損害市場的公平性;政治精英公權私用，設租尋租，政治腐敗、金錢政治、官商結合等都會接踵而來。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或經濟精英結盟，學術、科學就將御用化、商業化、偽科學化。理論家、學問家也是不應該由政治家來擔當的，“有權就有理論”、“有權就有學問”是不正常的。

　　大量特低收入人群的存在顯示中國社會分配結果已經有失公平，如果任由不同精英借助社會強勢互相利用、利益結盟的情況發展，中國社會的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必將無法保證，進而進一步加重結果不公平。這種社會分化將日益導致社會隔閡，引起社會強烈不滿，甚至引發社會動亂。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將因此受到實質性損害，最終可能使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遭到破壞。可以稍覺安慰的是，目前各級政府已經對大量工人農民生活質量低劣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警覺，專家建議國民經濟發展的“十一五規劃”要重點解決低收入人群的社保問題(高尚全，2005)，中央政治局已專門討論收入分配問題，“提低”已確立為分配制度進一步改革的原則。社會上對精英階層利益結盟問題的抨擊也日漸深刻，有關的法規制度正在完善化。但是這僅僅是開始，如何從根本上遏制普通工人農民的弱勢化，遏制社會強勢集團通過利益聯盟壟斷話語權、決策權、分配權，加快社會公正建設，我們任重而道遠。

　　三

　　筆者在結語中想對中國社會發展戰略層面上的效率與公平問題說幾句。

　　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效率問題應交給市場，由市場競爭、市場調節去解決;而公平問題才是政府應該管的事情，公平問題不能由市場自行解決，必須通過政府行為加以規范和干預。換句話說，這種觀點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責是解決社會公正問題。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不過它應對的主要是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效率與公平問題。

　　我認為中國的問題要復雜得多，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難以簡單套用上述觀點。一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主要依靠政府推動，而這種推動又是在體制轉軌中實現的，發展的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一波波自上而下的由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能量。如果沒有中央和各級政府的自上而下改革推動，很難想像今天中國可以取得如此驕人的發展成就。現在中國現代化的目標還未實現，我們在全球化態勢面前經濟發展任務仍然緊迫而艱巨，因此中國政府不可能不管效率，不可能根本改變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戰略。二是經濟發展的高效率中也包含著諸多現代社會公平內容。效率并不能與公平截然分開，提倡人們通過誠實勞動、辛勤工作獲取較多的報酬、允許人們通過投資經營獲取風險收益、保護有才干有能力有貢獻者取得相應回報，是公平的。實行分配中的效率優先原則符合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建立在自主參與、平等競爭、合法經營(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基礎上的大部分結果不平等，仍然是一種(比例)公平。應該看到27年來分配制度改革所釋放的民間活力，中國新時期的發展速度很大程度上有這種“公平”的貢獻，今天更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公眾正沿著這個方向自主創富。因此不能說中國政府在注重效率的時候放棄了社會公平，它也在努力構建適度的公平，只是有一些事做得不夠好，有一些事情基本沒有做好。

　　今天的許多問題是經濟發展起來以后逐漸凸現的，現在中國社會的公平需求已經迥然不同于改革開放之初，這個變化本身已經說明我們在進步。現在社會各界議論和思考中國社會公正方面的種種不足和缺失，這是好事。我們要根據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對發展觀和政府職責進行深刻反思，避免單向思維，正確應對一系列兩難問題。在社會顯著分化的今天，切實進行“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政策調整。同時，立足于更長遠的考慮，將社會公平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點。

　　推薦閱讀：《中國社會導刊》創開于1990，以引導社會輿論、指導社會生活、疏導社會矛盾為己任;以獨到的發現、精當的選擇、系統的概括、完整的背景、理性的評價、典雅的形式為讀者提供眼界大開的新聞為工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