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了考察中學生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之間的相關關系和預測關系。隨機抽取河南省4所中學的359名學生進行6個月的縱向追蹤調查，采用SCL-90心理癥狀自評量表和手機行為控制調查問卷測查中學生的心理健康和手機行為控制狀況，然后采用交叉滯后回歸分析方法分析數據。結果發現：(1)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前后測心理健康得分之間差異不顯著，前后測手機行為控制得分之間差異顯著，心理健康在性別上差異顯著;(2)心理健康得分與手機行為控制得分呈顯著正相關關系;(3)在控制了前測的手機行為控制后，前測的心理健康對后測的手機行為控制有一定的正向預測作用，而控制了前測的心理健康后，前測的手機行為控制對后測的心理健康無顯著預測意義。研究認為：中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相對穩定，手機行為控制存在一定的發展變化，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心理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測手機行為控制。

　　關鍵詞：心理健康;手機行為控制;交叉滯后分析;中學生

　　心理健康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全世界有10-20%的兒童和青少年受到心理健康問題的影響和困擾[1]。中學生正處于青春期，即“心理斷乳期”，由于心理與生理發展的不同步，極易產生情緒問題，影響心理健康發展，且青春期有其獨特的發展特點，如受生理特性的影響較大，情緒不穩定，世界觀、價值觀較為模糊，易受外界影響等[2]，缺乏處世經驗，容易產生心理問題或不良行為。已有研究發現中學生普遍存在抑郁、焦慮、強迫癥狀、軀體化和人際關系敏感等心理問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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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研究中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手機的使用日益普及，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8.97億，網民通過手機上網的比例高達99.3%，且以青少年群體為主。手機作為新媒體的典型代表之一，在人們學習和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但是手機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同樣會帶來困擾。

　　近年來，手機成為研究者們關注的熱點話題，尤其是針對學生群體，研究者發現其在手機使用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行為，如手機成癮和手機依賴等[6-8]。國內有研究者認為這些問題行為的產生是由于個體缺乏對手機使用行為的控制[9-10]。同樣，國外研究者也支持該觀點，個體不良行為表現的核心在于缺乏自我控制[11]。可見，自我控制的失敗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因此，研究手機行為控制這一變量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目前已有研究大都是針對手機使用基本情況、手機的過度使用或手機依賴，幾乎沒有針對手機行為控制的專題研究，本研究將對手機行為控制展開探索，以拓展該領域的研究視角。　手機行為控制是個體對使用手機這一行為的自我控制[12]。從理論內涵來看，有限自制力理論認為，自我控制的能力或資源是有限的，且所有的自我控制都使用相同的資源，一個領域內自我控制資源的消耗會使另一領域的可用資源減少，因此自我控制力量的多少決定了個體自我控制的成功或失敗[13-14]。

　　具體來說，心理健康水平較低的個體經常會出現抑郁、焦慮等消極情緒，為了平復或控制情緒就會使用自身大量的自我控制資源，而在隨后的手機使用行為中，由于自我控制資源的短缺就容易出現控制能力下降的問題。同時，雖然關于手機行為控制的實證研究較少，但通過梳理以往關于自我控制的研究也能間接驗證這一點，消極情緒是誘發自我控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15-16]，情緒調節、壓力應對等都會消耗個體的自我控制資源[17]，從而使其對之后某一行為的自我控制能力顯著下降[18]，而消極情緒、壓力事件、睡眠質量都是評判個體心理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

　　因此，有理由推測心理健康狀況會影響手機行為控制，提出假設1：心理健康對手機行為控制具有預測作用。與此同時，手機行為控制是否也會對中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影響呢?根據生態系統理論，社會環境會影響個體的心理發展，而對中學生來說，其心理發展越來越受到社會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如網絡、手機等)的影響[19-20]，手機作為新媒體的典型代表，在中學生的日常學習和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其身心發展的影響日益加深。

　　有研究證實手機使用會對用戶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21-22]，且手機行為控制較差會導致手機使用行為增多。祝春蘭等人發現，青少年使用手機過于頻繁或持續時間長會導致身體健康受到影響，而且青少年使用手機主要用于在線聊天、瀏覽簡單信息等，長此以往，會淺化思維層次，缺少人際互動，導致心理健康受到影響[23]。實證研究也支持了該觀點，自我控制失敗將導致各種不良行為或心理問題的出現[24]，并且能顯著負向預測心理癥狀[25]。可見，無法控制自身過度使用手機可能會對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即手機行為控制會影響個體心理健康。

　　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手機行為控制對心理健康水平也具有預測作用。此外，心理健康是否存在性別差異還沒有一致結論，有研究認為男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顯著優于女生[20，26];也有研究認為男、女生心理狀況良好率基本相同，無顯著差異[27-28]。沈勇認為手機行為控制在性別上存在差異，男性的自我效能控制高于女性[12]，但由于對手機行為控制的研究較少，其是否確實存在性別上的顯著差異尚有待進一步考察。因此，本研究還將考察手機行為控制與心理健康的性別差異。

　　綜上可知，現有相關研究存在如下不足：(1)針對手機相關話題的研究對象多為大學生，對中學生這一群體的關注不夠，而中學生比大學生身心發展更不穩定，更具有研究價值;(2)已有研究極少關注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二者之間的關系，且均局限于橫向研究，缺少動態的縱向研究，而橫向研究只能考察變量間的相關關系，無法檢驗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因此，本研究基于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分析，在橫向研究的基礎上，采用交叉滯后設計對中學生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的縱向數據進行分析，以期探究兩者之間的相互預測關系或準因果關系，以豐富和深化兩變量間的內在關系研究。

　　(一)研究對象

　　隨機抽取河南省4所中學的學生，分兩次進行測查，第一次測查時間為2017年10月，第二次測查時間為2018年4月，中間間隔6個月，合并前后測查數據后，剔除無效數據，最后共有359份有效問卷。其中男生171人(47.6%)，女生188人(52.4%);重點中學162人(45.1%)，一般中學197人(54.9%);來自城鎮240人(66.9%)，來自農村119人(33.1%);初一83人(23.1%)，初二94人(26.2%)，初三25人(7.0%)，高一80人(22.3%)，高二52人(14.5%)，高三25人(7.0%);平均年齡為14.21±1.74。

　　(二)研究工具

　　1.心理癥狀自評量表采用Derogatis編制、王征宇翻譯的中文修訂版[29]，共90個條目，包括10個因子，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精神病性、睡眠及飲食。采用5點計分，1表示“沒有”，5表示“嚴重”。得分越高代表心理健康狀況越差。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前后測中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96、0.98。

　　2.手機行為控制調查問卷采用沈勇編制的手機用戶行為控制調查問卷[12]，共11個條目，包括自我效能控制、依賴性控制和適應性控制3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依賴性控制得分越高，表示對手機依賴的控制能力越差;自我效能控制得分越高，表示對手機使用的信心越高;適應性控制得分越高，表示對手機使用環境的控制能力越強。量表本身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2，該量表在本研究的前后測中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0.76、0.82。

　　(三)數據處理

　　運用SPSS21.0進行數據錄入和分析，對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的總體狀況進行描述性統計;對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的穩定性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對兩變量間的相關關系進行Pearson相關分析，對兩變量間的相互預測關系或準因果關系進行交叉滯后回歸分析。

　　(一)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的穩定性及發展

　　方差分析結果表明，中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總體相對穩定，但隨測查時間的變化出現性別差異，女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與男生相比較差，這與以往研究結果基本一致[30-31]。中學階段女生比男生心理健康狀況差的原因可能是女生比男生早成熟，情感相對敏感細膩，容易出現抑郁焦慮等心理問題，而男生較女生來說心智還不成熟，“無憂無慮”，出現心理問題也就相對較少。上述結果還表明，中學生手機行為控制一方面具有相對穩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時間內又會發生變化。根據計劃行為理論，手機行為控制主要受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12]，其中知覺行為控制受到內在因素(技術、能力、情緒等)以及外在因素(信息、機會等)的影響[32]，內在因素的可控性使手機行為控制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外在因素的不可控性又會使手機行為控制發生變化。因此，手機行為控制在一定的時期內既相對穩定又具有可塑性。

　　(二)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的相關關系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心理健康得分與手機行為控制及其自我效能控制、依賴性控制維度得分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說明中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越差，其手機行為控制能力越差。進一步來講，個體心理健康狀況越差，對手機的使用信心越高，控制自 身產生依賴心理的能力越弱，就會更加頻繁地使用手機;反之亦然，手機控制能力較弱的中學生由于在手機上投入的時間過長，不僅會出現睡眠不足等生理問題，還會因為缺少現實人際交往，導致一系列心理問題。

　　(三)心理健康對手機行為控制的影響

　　交叉滯后分析結果顯示，心理健康對手機行為控制有一定的預測力，且可以預測依賴性控制，但不能預測自我效能控制。進一步講，低心理健康水平會造成低依賴性控制，使個體對手機依賴的控制力減弱，進而更多地使用手機，導致其難以控制手機使用行為。心理健康的雙因素模型支持了該結果，心理健康是一種完全的狀態，既是心理疾病的缺失，也是高水平的主觀幸福感[33]，同樣，心理健康狀況較差的個體也是心理疾病的存在和低水平主觀幸福感的結合。

　　因此，心理健康水平低的個體會通過各種輕松的娛樂方式來緩解心理疾病、提高主觀幸福感。具體來說，心理健康狀況較差的中學生可能會表現出失眠、焦慮、強迫癥、人際關系敏感、孤獨和抑郁等癥狀，他們可能通過移動媒體(手機)進行娛樂放松，一方面緩解或改善這些癥狀，另一方面提升幸福感，但同時又會使降低其使用手機的自我控制能力，出現依賴性手機使用行為。

　　然而，研究結果沒有發現心理健康對自我效能控制的預測作用，這可能與影響自我效能的因素和中學生這一群體有關。自我效能控制體現的是個體對手機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的形成無論對錯都依賴于自身行為的成敗經驗、替代性經驗、言語勸說、生理和情緒狀態這5個方面[34]，心理健康狀況僅為其中一個因素，個體可能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且中學生群體處于青春期初期，總體來說心智較不成熟，行為易受外界信息左右，其對手機使用的信心程度可能受到同伴引導、媒體傳播等影響，因此可能導致在本研究中心理健康不能預測自我效能控制。

　　綜上，本研究考察了中學生心理健康和手機行為控制的穩定性與性別差異，并采用交叉滯后方法較為深入地探討了中學生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之間的相關關系和相互預測關系。結果發現，心理健康可以預測手機行為控制，但手機行為控制不能預測心理健康。以往大多數研究都在探討影響心理健康的因素，將手機作為其影響因素之一，探究問題性手機使用行為對心理健康的影響，而本研究從縱向角度發現了心理健康對手機行為控制具有預測和 影響作用，該結果既拓展了心理健康與手機行為控制之間的內在關系研究，也對中學生合理控制手機使用行為具有積極的現實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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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何安明，陳怡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