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數字化和老齡化是當代社會轉型與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重要特征，理解數字化背景下老年人的互聯網行為并廓清其影響因素，對促進其適應并融入數字社會有積極意義。通過對由 CGSS2017 和《2017 年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組成的混合截面數據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和穩健性檢驗，發現居住在城市、低齡、受教育程度越高、有互聯網使用經歷、認知能力越強、個人收入越高、家里有其他人上網、子女數量越少和互聯網應用指數越高地區的老年人相對更有可能使用互聯網。為幫助老年人能更好地共享數字紅利，實現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未來需依賴家庭、社會和政府等多主體共同構建老年友好型互聯網環境。

　　關鍵詞 數字時代;老年人互聯網使用;影響因素;老年友好型互聯網環境

　　一、 研究背景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信息化發展，加強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為數字中國建設指明了發展方向①。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網絡社會已經大規模崛起②。2020 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要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當前，數字化、互聯網以及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的社會性普及，不僅正在促成一種新的社會形態，而且業已成為推進國家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技術手段。在數字社會里，數字化信息通信技術開啟了人與人之間信息傳遞的新紀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與外界的連接方式，并由此給社會帶來革命性變化①。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的數字化轉型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時，也使得部分社會群體的日常生活面臨困擾。有研究者指出，中國的媒介化社會呈現出人口結構越來越“老”而媒體形態越來越“新”的矛盾態勢。同時，該研究者還進一步認定40 后和 50 后為“數字難民”、70 后和 60 后為“數字移民”、80 后和 90 后為“數字原生代”②。

　　誠然，在數字化和老齡化重疊的今天，關于老年人遭遇“數字鴻溝”的調查與報道并不鮮見，深入研究老年人在數字社會中遭遇失語和邊緣化的“觸網不平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020 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下稱《通知》)并提出，到 2021 年底前，圍繞老年人出行、就醫、消費、文娛、辦事等高頻事項和服務場景，推動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務更加普遍。到 2022 年底前，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務水平顯著提升、便捷性不斷提高，解決老年人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的長效機制基本建立。

　　這既是對過去一段時期老年人在運用數字化技術中遇到困難的全面梳理，也為未來的互聯網發展和老年人數字包容社會建設制定了規范，在互聯網與老年生活的協調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③。與此同時，第 47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CNNIC)顯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50 歲及以上的網民群體占全國網民的 26.3%，這表明互聯網正在向中老年滲透。因此，深化對老年人互聯網使用影響因素的研究，不僅是對“通知”的學理響應，而且還將有利于識別老年人數字融入的阻礙，以更好地采取措施幫助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二、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中的老年人互聯網使用是指 60 歲及以上的個體使用互聯網的行為④。關于老年人互聯網使用影響因素的問題正逐漸進入國內外研究者的視野，并已積累較多的研究成果。從文獻看，當前學界對該問題的闡述主要集中在個體、家庭和社會三個層面。

　　第一，個體層面。有研究指出，年齡越高的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概率越低，而老年網民多集中于低齡老年群體當中①。同樣地，高齡、收入狀況差和居住在農村的老年人在接入互聯網過程中存在劣勢②。受教育水平、收入、健康狀況、認知能力和社會適應對老年人互聯網使用有顯著的正效應③。與此同時，女性、高齡、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觸網難問題最為突出，社會經濟地位越低的老年人觸網難度越大，擁有中等規模朋友圈的老年人觸網概率最低④。

　　可以看出，老年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認知能力以及健康狀況對其互聯網使用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除此之外，按照心理學家的分析，個體行為的依據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過往知識和經驗的記憶，進而通過條件反射形成了對當前和未來行動的指導。鑒于此，本研究進一步將老年人是否具有互聯網使用經歷納入了個體層面的分析范疇，并據此提出假設 H1：H1：個人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認知水平越高、自評健康越好、有互聯網使用經驗，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家庭層面。有研究指出，家庭子女數量和居住方式會影響老年人對互聯網的使用。比如，居住地有網絡、子女數量越少和空巢的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更大。可以看出，來自子女的支持和鼓勵能夠顯著增加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⑤。同時，埃弗雷特·羅杰斯的創新擴散理論表明，當老年人的親密朋友中有人開始使用電腦/互聯網，他們自己也會有去嘗試使用的心理，因而擴大了互聯網傳播的范圍⑥。這一理論假說得到了驗證，即如果周圍的親戚朋友都在使用互聯網，那么老年人也會更加傾向于使用網絡服務⑦。

　　此外，也有研究認為很多老年人沒有入網的原因可能是不具備互聯網使用的條件，比如沒有上網設備、不會操作上網設備等⑧。可以看出，家庭子女數量、周圍是否有人其他人上網以及上網條件對老年人的互聯網使用行為有重要的影響。需要注意的是，互聯網使用本身具有一定的經濟成本，但部分老年人受年齡和身體狀況影響而收入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為老年人使用互聯網提供了必要的經濟保障。據此提出假設 H2：H2：子女數量越少、家里有其他人上網、家庭收入越高，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越大。

　　第三，社會層面。有研究指出，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地區狀況會導致信息基礎設施的發展緩慢，進而形成個體互聯網接入的差異①。研究發現，老年人互聯網使用受到了所處社會環境的影響，信息化水平越高省份的老年人互聯網使用可能性更大。換言之，地域社會的互聯網發育程度為老年人互聯網使用提供了必要的機會空間。加之網絡技術應用的不斷普及正在重構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因而社會的數字化轉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激發老年人的互聯網使用行為。由此提出假設 H3：H3：地區的互聯網應用指數越高，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越大。

　　三、 數據與變量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包括兩部分。一是 2017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General Social Survey)數據。該數據采用多階分層概率抽樣設計，較為全面地收集了全國范圍內個人、家庭、社區和社會等多個層次的數據，共獲得原始樣本12582 個。按世界衛生組織所界定的標準，本研究選取調查時年齡在 60 歲及以上的老人作為研究對象，即出生年份在 1957 年及以前的受訪者。經篩選，共獲得有效樣本 4372 個;二是《2017 年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截取其中的互聯網應用指數并與 CGSS(2017)組成混合截面數據。

　　(二)變量設置與測量

　　1.因變量

　　老年人的互聯網使用情況。對因變量的測量來源于 CGSS2017 調查問卷中的題目“過去一年，您對互聯網(包括手機上網)的使用情況如何?”，選項為“從不、很少、有時、經常、非常頻繁”五項。出于研究便利，本研究將老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處理為二分類變量，將“經常、頻繁”合并為“使用互聯網”，賦值為 1，其余均為“未使用互聯網”，賦值為 0。

　　2.自變量

　　(1)個人層面。①受教育程度。本研究將其處理為連續性變量，“未受過任何教育”賦值為 0、“私塾和掃盲班”賦值為 2、“小學”賦值為 6、“初中”賦值為 9、“職業/普通高中、中專和技校”賦值為 12、“大學專科及以上”賦值為 15;②互聯網使用經歷。考慮到微信已成為當下最為主流的、集聊天和支付等功能于一體的軟件，因而本研究對互聯網使用經歷的測量主要依據問卷中的題目“在過去的十二個月里，您是否使用過微信支付?”。

　　本研究將其處理為二分類變量，“有”賦值為 1，“無”賦值為 0;③自評健康。對該變量的測量來源于問卷中的題目“您覺得您目前的身體狀況是?”，選項為“很不健康、比較不健康、一般、比較健康、很健康”五項。本研究將“比較健康、很健康”合并為“健康”，賦值為 2，“一般”賦值為 1，其余均為“不健康”，賦值為 0;④認知能力。對該變量的測量來源于問卷中的題目“您覺得自己說普通話的水平如何?”，選項為“完全不能說、比較差、一般、比較好、很好”五項，依次賦值為 1~5; ⑤個人收入。以 2016 年個人全年總收入為準，并進行對數換算。

　　(2)家庭層面。①子女數量。系由兒子/養子數量與女兒/養女數量相加而來。②家人上網情況。對該變量的測量來源于問卷中的題目“在最近半年，您家里其他的人上過網嗎?”。“上網”賦值為 1，“不上網”賦值為 0;③家庭收入。以2016 年家庭全年總收入為準，并進行對數換算;(3)社會層面。互聯網應用指數(涵蓋網絡社交、娛樂等個人應用使用率和在線政府等方面)，該變量的數據來源于《2017 年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該報告由中國網絡空間研究院牽頭編寫，并在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首次發布。該報告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相關政府部門、互聯網行業和企業等發布的互聯網領域統計資料，準確度高，科學性強，在一定程度上客觀、準確地反映了全國各省區市的互聯網發展水平及其成效。

　　四、 描述分析和實證結果

　　(一)樣本描述

　　從統計結果來看，樣本中的城市戶籍占 48.3%，農村戶籍相對較多，占 51.7%;年齡方面，區間為 60-103 歲，平均年齡為 69.39 歲;性別方面，女性相對較多，占 51.5%;配偶方面，72.4%的老年人有配偶;受教育程度方面，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整體偏低，初中及以下占 80.9%，高中及以上僅占 19.1%;互聯網使用經歷方面，超過九成以上的老年人沒有互聯網使用經歷;自評健康方面，認為身體不健康的老年人占 35.2%，認為健康狀況一般的占 30.4%，認為健康的占 34.4%。

　　個體認知方面，認為自己說普通話能力“比較好”和“很好”的老年人僅占27.2%;個人收入方面，2016 年個人全年總收入取對數后均值為 4.1;家人上網情況方面，60.3%的老年人表示家里有其他人正在使用互聯網;家庭收入方面，2016 年家庭全年總收入取對數后均值為 4.42;子女數量方面，有兩個和四個子女的老年人數量最多，各占 26.8%和 29.9%;地區互聯網應用指數的均值為 12.46。

　　(二)實證分析

　　為從不同層面探索影響老年人互聯網使用的潛在因素，本研究使用了層次回歸分析法(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通過將戶籍、年齡、性別、配偶以及個人、家庭和社會層面的各項預測變量逐一納入模型，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其對因變量的單一作用，進而驗證相關假設。

　　其中，模型 1 僅包含控制變量，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礎上加入了個人層面的變量，以檢驗其影響。模型 3 則在模型 2 的基礎上增加了家庭層面的變量，模型 4 為全模型。模型 1 的 NagelkerkeR2的系數為 0.27，-2 對數自然值為 2304.341，卡方值為554.418，P<0.001。表明戶籍和年齡在 99%的置信度下、性別在 95%的置信度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性別變量在模型 2、3、4 中并無顯著影響。戶籍的顯著影響反映出了老年人在“觸網”過程中存在城鄉不平等，這一客觀事實的存在既與老年人自身的條件和能力相關，也與宏觀層面互聯網資源布局的不均衡密切相連。

　　據了解，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國城市互聯網普及率為 79.8%，而農村互聯網普及率為 55.9%，二者相差 23.9%。相較于中高齡老年人，低齡老年人對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對較強，因而其也越容易接觸并使用互聯網。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礎上增加了個人層面的變量。

　　其 NagelkerkeR2 的系數等于 0.477，-2 對數自然值為 1801.619，卡方值為 1057.14，P<0.001。其中受教育程度、互聯網使用經歷、認知能力(“很好”)和個人收入在 99%的置信度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自評健康(“健康”)和認知能力(“比較差”、“一般”、“比較好”)在 95%的置信度下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在模型 3 和 4 中也持續通過檢驗。

　　但自評健康(“一般”)在模型 2、3、4 中未表現出顯著性，因而假設 H1 僅得到部分證實。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更大，其早年基于教育經歷所積累的知識為晚年接受新知識和適應數字社會提供了知識基礎;有互聯網使用經歷的老年人相對而言更有可能使用互聯網。另外，從受訪者對“您沒有上網的原因是什么?”一題的回答情況來看，32%的人回答“不知道上網是什么”。

　　相較之下，有互聯網使用經歷的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已建立了對網絡的認知并掌握了部分技能，這種過往經驗的客觀存在將更容易激發個體的相似行為(再次使用互聯網);認知能力越好的老年人越有可能使用互聯網。認知能力包括個體的身體知覺、記憶力和注意力等方面，在認知方面占優勢的老年人相對更容易跨越互聯網的“使用門檻”，進而更有可能使用互聯網;個人收入是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經濟基礎，個人收入越高，承擔互聯網使用成本的能力越強。

　　五、 結論和建議

　　本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個體、家庭和社會三重維度中的潛在變量進行了挖掘，以期能更加真實地刻畫出數字時代老年人的互聯網使用行為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探索。本研究的發現與其它研究結果大致相同：

　　第一，居住在城市、年齡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有互聯網使用經歷、認知能力越好、個人收入越高的老年人更傾向于使用互聯網;第二，家里有其他人上網、子女數量越少的老年人，其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更大;第三，從社會層面來看，互聯網應用指數越高的地區，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可能性越大。當前正處于數字化與老齡化相重合的時代，這對老年人而言是困境與機遇同在。同時，老年人跨越“數字鴻溝”的實現需要家庭、社會和政府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發揮家庭的繼續社會化功能，引導家庭成員關注老年人的“觸網”需求，并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購買手機、教授老人上網技巧等)。老年人適應和融入數字社會是一個繼續社會化的過程，作為個體社會化與繼續社會化的重要場域，家庭及其成員勢必會在老年人使用互聯網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在家庭結構變遷和人口流動的社會背景下，空巢家庭越來越多，推動老年人對互聯網的使用反過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代際溝通，并促進家庭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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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倡導對互聯網應用場景和互聯網產品進行“適老化”改造，以最大程度地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老年人群體的規模會越來越大。在此情況下，有必要對一些日常互聯網應用場景(如出行、就診、消費以及防疫等)和互聯網產品(如手機、電腦等)進行“適老化”改造,如增加各類互聯網應用情景的線下通道、繼續拓展手機終端的“關懷模式”等。最后，加大全國范圍內的互聯網普及力度和網絡公共設施的完善程度，以最大程度縮小城鄉、區域間的互聯網差距，確保互聯網對老年人具有一定的可及性(機會空間)。

　　從操作層面看，除在宏觀層面繼續保持現有“數字扶貧”力度外，還可在微觀層面通過激活認知能力較好和具有互聯網使用經歷的老年人的觸網優勢，并鼓勵其發揮帶動效應，以在老年人群體內部形成良好的自助、互助機制。總之，老年人互聯網使用行為的產生依賴于家庭、社會和政府等多方主體所共同構建的老年友好型互聯網環境，這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口老齡化”和“社會數字化轉型”間的張力，而且還將確保老年人有能力、有條件、有機會跨越數字鴻溝、享受數字紅利。

　　作者：陳紹軍 周雙磊 江天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