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走出去”戰略最重要的舉措，是提升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在以中興、華為被“制裁”為代表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逐漸加劇大環境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是否會受到影響?文章選擇 2013—2019 年滬深 A 股工業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探究環境規制下技術性貿易壁壘與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結果表明：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顯著促進作用;環境規制強度的不斷提升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顯著增強作用;環境規制顯著削弱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環境規制 技術性貿易壁壘 對外直接投資 工業企業

　　一、引言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推動下，在自由貿易和貿易全球化的呼聲下，構建全球經濟共同體已成為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資本的跨國交流與利用成為新常態，同時對國際間金融市場合作提出更高的標準與要求。但應清醒認識到現階段國際間的貿易摩擦并未隨著全球化經濟體制的構建而削弱，只是由傳統的關稅、配額等貿易壁壘向以技術性貿易壁壘為代表的非關稅形式轉換，貿易保護主義行為體現出隱蔽性更強、更為靈活等特點。

　　據相關數據顯示，僅2016年技術性貿易壁壘就影響到了全球貿易的70%，其中打著“維護國家和地區安全”、“保障人類生命和健康”、“保護生態環境”旗號、實際為打壓他國產品、資本與技術等進入以期保護本國市場的案例更是頻發，這其中中興、華為等中國高新技術及其他具有世界領先力的工業企業受到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更是愈發嚴重，使得我國工業企業發展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家質檢總局數據顯示僅在2014年中國出口企業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造成的直接損失就超過700億美元，且這種損失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隨著中國提倡“一帶一路”等全球共同體發展戰略等的實施與推進，越來越多的企業尤其是工業企業紛紛走出國門，將自身優質資金投入到國際資本市場中，那么愈發嚴重的貿易壁壘會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將產生何種影響?

　　另一方面，面對愈發嚴重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及其負面影響，政府層面將環境規制作為工業企業實現產業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的關鍵制度性政策，隨著環保費改稅等政策的實施“史上最嚴環境規制”時代已經到來，那么環境規制強度日益提升會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何種影響?進一步在環境規制作用下技術性貿易壁壘又會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何種影響?鑒于此，本文以滬深兩市A股工業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對環境規制下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作用及影響機理進行實證檢驗。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根本目的是基于維護國家基本安全、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保障產品質量并防止欺詐行為，通過技術法規、標準與合格評定程度等途徑阻止他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在其合法性與隱蔽性的推動下技術性貿易壁壘已成為國家間尤其是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式，對于我國這樣全球最大新興資本市場技術性貿易壁壘成為反傾銷滯后最嚴重的的非關稅性貿易壁壘[1]。技術性貿易壁壘會通過如下幾個途徑對工業企業對外投資策略產生影響：首先，技術性貿易壁壘顯著提升企業出口成本，進而誘發企業通過對外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設廠以降低成本、獲得較好經濟效益[2]。

　　相較于傳統的關稅等貿易壁壘，作為非關稅貿易壁壘代表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由具有形式合法、隱蔽性強且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已成為稅率高、殺傷力極強的貿易保護方式，工業企業出口成本大大提升，為緩解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形成的損害，就會通過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建廠，一方面能通過建廠投資獲得東道國的稅收優惠等，另一方面也會繞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限制，即技術性貿易壁壘會對企業對外投資產生顯著倒逼效應;其次，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下工業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得先進技術從而通過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對自身技術創新產生帶動作用，既能形成在國內的技術優勢，又能降低技術性貿易壁壘下的出口成本[3]，進而實現出口產品依靠數量獲利轉向依靠質量獲得更好經濟收益的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等戰略目標。

　　最后，隨著我國國際競爭力的不斷提升，技術性貿易壁壘已成為以美國為代表西方國家限制我國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手段，在此種情況下“一帶一路”等倡議的提出和國家對出口企業稅收減免等稅收激勵政策的實施使得眾多高新技術企業及工業企業紛紛采取“走出去”的發展戰略，即通過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相對嚴重的國家中通過投資等方式削弱其負面影響。

　　鑒于以上分析認為技術性貿易壁壘會促進工業企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故本文提出假設：假設1：技術性貿易壁壘與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間顯著正相關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正處于由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階段，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已不適應環境規制下工業企業發展的需求，隨著環保費改稅政策的實施，“史上最嚴環境規制”到來。眾多研究表明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產生較強的倒逼效應，即在嚴格環境規制下企業必須通過綠色技術創新才能獲得更好的市場競爭力和發展空間，企業核心競爭力由此得到較好保障，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就能順利實現[4]。

　　但在波特假說下，企業最終目標是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在嚴格環境規制下企業就必須承擔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治理等一系列費用，在污染物處理、治污設備及治污技術等多方面成本隨之提升，使得整體生產成本大幅度提升以至于超過企業承受極限，一方面會造成大量企業通過短期應激性的降低產量應對環境規制，另一方面也會生產性與經營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其盈利能力就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企業便會尋找環境規制相對寬松的空間降低環境規制對高速度發展的制約，對外直接投資正是符合國家層面“走出去”戰略的重要舉措，也就是說國內日益嚴苛的環境規制會極大程度上提升工業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繞過環境規制制約的主動性，其主要原因是資本具有逐利性和遵循成本的特性[5]。

　　綠色技術創新是應對環境規制、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而創新又是一項風險相對較高、不確定性極強、周期相對較長且規模相對較大的投資項目，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國內市場中，大量企業一方面面臨著極為嚴峻的融資約束，并沒有足夠的資本用于持續性綠色技術創新，在綠色研發投入方面普遍呈現出投資不足，另一方面在研發投入無法支持綠色技術創新時會受到環境規制更為嚴重制約，在此種情況下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獲得相對輕松的發展空間就成為重要選擇，進一步講對外直接投資還能通過獲得東道國相應先進技術及管理等對本土綠色創新產生倒逼作用。

　　鑒于以上分析，認為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會對處于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關鍵時期下的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促進作用，故本文提出假設：假設2：環境規制與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間顯著正相關在全球性金融動蕩不斷加劇的大環境下，尤其是全球性新冠疫情影響下，全球性經濟發展速度放緩，針對這一國際發展局勢我國提出構建“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形成國際國內雙循環為輔”的發展戰略，除去我國經濟發展基本向好外，全球主要市場均呈現出相對萎靡的發展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工業企業發展就必須立足國內，充分挖掘國內市場的潛力，實質上為我國工業企業產業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提供了最好的環境。在長期粗放式發展模式的影響下，我國自然環境受到了諸多不可逆損傷，隨之而來就是頻發的極端惡劣天氣，對我國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由此環境規制強度不斷提升以實現經濟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共同發展就成為必然。

　　為限制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歐美國家除去提升關稅等傳統貿易壁壘措施外更是利用針對性強、更為隱蔽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展開對中興、華為等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所謂“制裁”，在此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跨越貿易壁壘的作用程度大大降低，為適應及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限制及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我國政府通過高規格環境規制的方式提升工業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等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主動性。

　　環境規制愈發嚴格下在“國內大循環”效應推動下企業更傾向于通過積極開展綠色技術創新等實現與環境規制的協調發展，一方面會將更多的資本用于技術創新，另一方面也會削減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負面影響，由此將更多的優質資本回注入國內資本市場，也就是說在國內發展基本向好的大環境下環境規制使得工業企業在技術性貿易壁壘倒逼作用會降低對外直接投資，以實現國內高質量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附加值率顯著降低[6]。鑒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假設3：環境規制顯著削弱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3—2019年滬深A股工業上市企業為初始研究對象，并將其中被特殊標記(如ST、*ST及PT)企業、未披露對外直接投資數據的企業、產品未出口的企業、資產負債率異常的企業及關鍵財務指標缺失的企業剔除，最終獲得9189個有效觀測樣本。在確定研究樣本后，通過樣本企業年報獲得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數據，技術性貿易壁壘相關數據由世貿組織官方網站獲得，環境規制《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年鑒》整理和計算得出，其余數據均通過國泰安數據庫獲得，然后對所有連續性變量數據采取1%分位上下的縮尾處理以消除離群值對研究結論穩健性的影響。

　　(二)變量定義

　　(1)因變量。借鑒連立帥[7]的研究方法，設置對外直接投資虛擬變量(OFDI1)和對外直接投資金額(OFDI2)兩個指標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策略進行解釋。當企業在研究年度擁有對外直接投資時將OFDI1取值為1，否則為0;OFDI2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金額(以億元為單位)加1后取自然對數值保證，該值越大表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力度越高。

　　(2)自變量。借鑒徐惟和卜海[8]的研究方法，用世貿組織公布的歷年工業行業TBT的通報數量對技術性貿易壁壘進行衡量，TBT通報數量越多表明技術性貿易壁壘越嚴格。

　　(3)調節變量。借鑒朱平芳等[9]提出的綜合指標構建方法，使用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放量三個指標單項構建環境規制強度的綜合衡量指標。具體過程如下：首先，將各行業企業每年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放量總量除以各行業工業總產值;其次，將單位產值的排放量標準化，將各指標的取值換算成[0,1]的取值范圍內。

　　最后，對經過標準化處理后的個污染物指標進行加總后衡量環境規制強度，該值越大表明環境規制強度越小，相反指標越小環境規制強度就越高，為使研究方向一致本文對計算出的各污染物排放量總和指標取相反數表征環境規制強度，用符號ER表示。

　　(4)控制變量。綜合以往相關研究成果，將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盈利能力、企業年齡、全要素生產率、政治關聯與所在地區作為控制變量，并引入年度啞變量對其固定影響進行控制。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本文對所有變量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指標中，對外直接投資虛擬變量(OFDI1)的均值為0.389，表明樣本中有38.9%的企業有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對外直接投資金額(OFDI2)的均值為1.825，中位數為1.705，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3.219，表明不同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顯著差異化;技術性貿易壁壘(TBT)的均值為188，中位數為193，最小值為43，最大值為278，表明樣本企業普遍面臨著較為嚴峻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同時不同企業由于行業不同面臨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程度差距顯著;環境規制(ER)的均值為-0.356，最小值為-1.323，最大值為-0.003，表明樣本企業普遍面臨較為嚴峻的環境規制強度。

　　(二)相關性分析所有變量彼此間相關性檢驗結果

　　可以看出：技術性貿易壁壘(TBT)與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指標(OFDI1)和(OFDI2)間均在1%水平顯著正相關，即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促進作用，初步驗證假設1;環境規制(ER)與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指標(OFDI1)和(OFDI2)間均在1%水平顯著正相關，即環境規制強度的不斷提升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顯著促進作用。

　　(三)回歸分析

　　技術性貿易壁壘(TBT)與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指標對外直接投資虛擬變量(OFDI1)和對外直接投資金額(OFDI2)間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促進作用，驗證假設1。

　　以關稅為代表的傳統貿易壁壘尚未削弱的全球經濟環境下，以技術性貿易壁壘為代表非關稅貿易壁壘逐漸興起，已成為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限制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主要方式，在嚴格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制約下中國工業企業產品出成本大幅度提升，而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跨越技術性貿易壁壘效應。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幫助企業獲得東道國相應的稅收優惠等以降低出口成本，另一方面也會通過東道國技術創新的溢出作用對自身技術創新產生倒逼效應與協調效應，進而提升企業自身核心競爭力。

　　環境規制(ER)與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指標對外直接投資虛擬變量(OFDI1)和對外直接投資金額(OFDI2)間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促進作用，驗證假設2。資本具有逐利特性，當企業發展過程中面臨著愈發嚴格的環境規制時。

　　其污染排放治理費用、污染治理技術及其費用等顯著提高，對于工業企業來講其原材料作為稀缺性自然資源更難以獲得且成本提高，致使工業企業生產與經營程度都會提高，技術創新雖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環境規制帶來的負面影響，但由于技術創新資本需求量大、投資周期相對較長、不確定性極高的固有特點會使工業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實現尋找環境規制相對寬松的戰略目的，同時對外直接投資還能獲得東道國及母國強有力的稅收優惠政策，極大程度降低了企業將優質資金注入至技術創新的動力與主動性，也就是說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使得工業企業更傾向于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

　　結果顯示：技術性貿易壁壘(TBT)、環境規制(ER)與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指標對外直接投資虛擬變量(OFDI1)和對外直接投資金額(OFDI2)間均顯著正相關，再次驗證假設1和假設2;引入環境規制與技術性貿易壁壘的交乘項ER*TBT后發現該交乘項與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指標對外直接投資虛擬變量(OFDI1)和對外直接投資金額(OFDI2)間均在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環境規制顯著削弱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驗證本文假設3。

　　在構建“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為輔”的高質量發展大環境下，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不斷提升，工業企業必須立足國內、更為充分的挖掘國內市場的潛力才能在激烈市場競爭中始終占據優勢位置，技術性貿易壁壘雖在一定程度上對產品出口造成負面影響，但也會在環境規制下發揮更好的對技術創新的倒逼效應，使得技術性貿易壁壘成為促進工業企業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優化調整的外部助力，更多的優質資本會用于技術創新等核心競爭力提升項目的投資，進而使得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得到顯著削弱。

　　五、研究結論

　　從2018年中興通訊到2020年華為，多次針對中國的制裁事件充分表明技術性貿易壁壘已成為非關稅貿易壁壘的重要方式，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具有針對性強、合法性高及隱蔽性強等特點，已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關鍵。那么在技術性貿易壁壘逐漸加劇的大環境下我國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會受到何種影響?

　　以滬深兩市2013—2019年工業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對環境規制、技術性貿易壁壘和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三者內在關聯進行實證檢驗，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結論：(1)技術性貿易壁壘顯著促進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2)環境規制顯著促進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3)環境規制顯著削弱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工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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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梁 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