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資產配置能力是企業生產經營能力和資產管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全球經濟放緩、國內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動能轉換以及突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宏觀經濟充滿不確定性，這對企業資產配置能力提出了巨大考驗。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會通過市場需求渠道、融資渠道、預期渠道、資產可逆性渠道等向企業資產配置傳導，進一步對企業經營資產配置和金融資產配置的動機和結果產生不同的影響。應從確保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以降低企業不確定性預期、預防企業經營資產投資不足、防止企業過度金融化、提升企業資產配置能力等方面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優化企業資產配置。

　　關鍵詞:宏觀經濟不確定;經營資產配置;金融資產配置;風險防范

　　一、引言

　　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地緣政治前景不確定等多重因素影響，全球資本和貨物的投資需求持續下降，將進一步放緩全球經濟發展步伐。2020年1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為2.5%，2020年發達經濟體增速將下滑至1.4%，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預計在4.1%左右。摩根大通、渣打銀行、荷蘭商業銀行等多家研究機構也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難改疲態。國際宏觀經濟發展形勢的不確定性會向國內傳導，我國經濟發展既面臨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又面臨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基礎還不穩固的約束，使我國經濟發展充滿著不確定性。

　　經濟師論文范例：資產證券化在宏觀調控中重要作用

　　從國內對經濟發展形勢預測來看，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年中國經濟預測》預計我國2020年GDP增速為6.1%左右，呈前降后升、穩中有進的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20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認為我國周期性問題與結構性矛盾疊加，經濟運行面臨的風險仍然較大，預計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6.0%左右;國內外商業銀行集中發布各自對中國經濟2020年的預判，普遍認為中國經濟仍顯較強韌性，GDP增速放緩至6%左右[1]。

　　可見，大多數的研究機構都認為全球貿易局勢不定、貿易政策不穩、地緣政治關系復雜多變等是制約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中國國內經濟受制于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速放緩的制約以及國內經濟轉型的壓力，國內金融市場上金融糾紛趨于增加，多重債務等社會問題頻出，消費金融市場規制面臨新的挑戰[2]，需要有更加平衡和穩健的宏觀政策來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但是上述預測是在不發生特殊重大經濟影響事件前提下做出的。2020年年初暴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國蔓延，為避免人口大規模流動和聚集，全國上下居家隔離，春節假期延長，造成短期內消費和生產的急劇下降，餐飲、旅游、住宿、航運、交通等行業所受沖擊首當其沖[3]。

　　疫情影響的蔓延對經濟造成的影響還會進一步釋放，投資和出口也受到沖擊，這一突發事件對原本承載巨大壓力的中國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使原本充滿不確定性的中國經濟更加迷茫，前期宏觀經濟預期也會因此而打個折扣。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經過了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年初的宏觀經濟政策放松，以及2019年年初到中期的政策縮緊。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并提出了完善和強化“六穩”舉措，健全政策協同和傳導。這表明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持續增加，宏觀經濟面臨的挑戰不斷增多，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和更加復雜的形勢，也對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經濟當前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和轉換經濟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各種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的矛盾浮出水面并相互交織，這既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也對我國經濟運行主體提出了巨大考驗。企業是我國實體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主體，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使不少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不斷增加，如企業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帶來的成本增加，全球經濟低迷和貿易保護主義蔓延降低了國際市場需求，企業產品創新不足和質量提升緩慢，對國內市場的開拓還較為有限，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依然存在。

　　突發疫情對部分行業的企業沖擊巨大，特別是不少民營和中小微企業對未來發展充滿了悲觀情緒，市場預期和信心大受影響。為了支持企業發展，我國從2018年開始了新一輪減稅降費，2019年進一步擴大減稅降費規模，深化增值稅改革，全面實施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等，大幅改善企業營商環境。據初步統計，2019年我國制造業和中小企業減稅降費規模達2.36萬億元，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約2500億元。

　　在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下，這無疑為我國中小企業注入了一針強心劑，極大地激發了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活力和信心，然而政策的支持只是企業發展的外力注入，因為政策的邊際效應遞減以及在多個企業之間的分攤使外力的作用有限。要真正增強企業抗市場風險和抵御經濟下行壓力，最根本的還是要增強企業自身的實力，形成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活力和動力。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被公認為提高企業內力的主要手段，但是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并且前期需要有較大規模的成本投入，很多中小企業難以承擔[4]。就企業而言，首要的還是要確保企業現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這對企業的資產配置能力提出了巨大的考驗，要求企業投資資金在高風險、高收益與低風險、低收益等不同類別資產之間進行優化配置，在保證資產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實現資產收益最大化。當然，宏觀經濟不確定也使企業資產配置面臨更大的風險和挑戰，要求企業做好投資組合，在資產安全和增值之間尋求最佳的均衡。

　　二、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影響企業資產配置的傳導渠道分析

　　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會影響微觀個體的決策和執行，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既通過生產創造新的利潤，也通過閑置資產的投資獲得投資收益;不僅要對宏觀經濟的發展變化進行預判進而對生產規模以及產品和服務結構進行調整，而且要根據宏觀經濟可能的發展變化對企業資產進行合理配置;既要為企業生產規模的變化留足所需資產投入的彈性空間，又要對企業資產的保值增值進行長期和短期規劃，在合理配置資產中實現資產價值最大化。因此，企業的資產配置不是盲目的，而是要著眼于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著眼于市場信息的動態演變。企業開展經濟形勢判斷和獲取信息的渠道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總體而言，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企業資產配置影響的傳導渠道主要有四個。

　　(一)市場需求渠道市場需求是企業資產配置的直接影響因素，市場需求對經濟反應極為敏感，企業可以直接感知市場需求變化并對生產進行調整，從而對投資規模和結構進行動態調整。廣大消費者是市場經濟的直接參與者和感知者，會通過各種信息傳播渠道以及自身收入的變化感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進而做出消費決策。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使廣大消費者對收入預期產生了不確定性，會基于謹慎性動機和未來剛性消費支出的預留對當前消費支出做出調整，減少當前消費支出，增加未來消費支出的預留。大量消費者的理性選擇必然會使當前整個市場的消費需求減少，未來市場消費需求的變化則取決于人們對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預測。宏觀經濟下行的預期通過市場需求變化傳導給企業，企業產品和服務供給類型和供給數量會適應市場需求變化而調整，表現為減少當期產品和服務供給數量，同時為未來產品產量和結構調整做好準備，增強未來產品供給彈性。因此，在資產配置方面，企業會縮小當前生產規模，減少經營性資產的配置，增加金融資產配置，同時又要著眼于市場需求的預期變化，做好金融資產的長短期配置，以更好地滿足企業生產規模的彈性變化。

　　(二)融資渠道融資渠道是通過企業的融資參與進而影響企業資產配置的方式，是一個間接影響因素。企業的資金來源，一方面靠企業自身的利潤積累，這一般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積累到足夠數額;另一方面，靠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以及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方式融資，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籌集到大量所需的資金，但也存在申請和審批是否能順利通過等問題。大多數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靠自身積累的資金有限，需要拓展多種融資方式來籌集所需資金。一般而言，企業融資的難易程度和數額與宏觀經濟發展環境有很大關系，當經濟發展速度處于較快時期，企業用于增加固定資產、存貨、人員等的資金需求量增加，會增加融資需求;當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時，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減少，會逐漸減少債務融資規模。在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和不確定性影響下，企業預期的利潤減少，必然會減少當期投資，融資需求下降，融資價格也必然呈下降趨勢。同時，宏觀經濟的不確定也會增大企業的投資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對融資對象的篩選和融資金額的發放會更加嚴格，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度會進一步加大。因此，宏觀經濟不確定會使企業在融資難易的感知中對資產配置更加慎重，傾向于加大對風險低、保障高資產的配置。

　　(三)預期渠道預期是企業對未來經濟形勢以及企業的市場占有情況進行綜合性預測和判斷，從而做出資產配置的決策，是影響企業資產配置的直接因素。企業是對市場變化極其敏感的能動性主體，會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及時調整經營投資策略，但是不同的企業對市場的判斷和預知能力會有差異。大型企業一般設有投資部門或發展分析部門，根據國家宏觀政策實施對宏觀經濟形勢和市場變化情況開展研究，以及對擬開展的項目投資進行充分評估，從而得出企業未來投資決策規劃。中小企業由于規模較小，沒有專門的投資研究部門，但也會根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定調來合理安排未來的生產策略。

　　我國在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給企業釋放的信號就是未來宏觀經濟不確定性仍然較大，但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企業會根據這一宏觀經濟的總體變化趨勢并結合自身生產經營特點進行預期并對資產配置進行規劃。因此，宏觀經濟不確定會通過對總體宏觀經濟預期和企業自身的預期傳導進而影響企業資產配置行為。

　　(四)資產可逆性渠道

　　資產是否具有可逆性決定了企業投資資產轉換的靈活性和變現能力，也是影響企業資產配置的直接因素。不同資產的可逆性不同，一般而言，在企業的經營性資產中固定資產的可逆性較弱，其價值是逐步轉移到新產品中，通過產品的銷售逐步回收;流動資產的可逆性較強，價值可以伴隨產品銷售一次性回收。企業投資的金融資產都具有可逆性，但是短期投資比長期投資可逆性強，在企業突然需要大量現金時短期投資的變現比長期投資更靈活。當然，企業投資的可逆性還要考慮在可逆中存在的價值損耗。可逆性可以用資產帶給所有者的價值占購買者同期購買該資產所支付成本的百分比來衡量，百分比越高，則資產可逆性越高，如果這一比率是100%，則稱為完全可逆性。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使市場資產交易的活躍性下降，同時，由于資產的需求減少而降低資產價格使資產可逆性的比例降低[5]。通過資產可逆性渠道傳導，企業在資產配置時會在固定或流動、短期或長期資產中進行選擇。

　　三、宏觀經濟不確定性

　　對企業資產配置的影響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會通過以上傳導渠道對企業資產配置產生或直接或間接影響，由于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趨勢不穩定以及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頻繁使宏觀經濟不確定性不斷上升，企業的預期也時常處于變動中，影響企業經營資產方面的實物投資，并通過投資套利、防御性動機等影響企業金融資產配置，最終改變企業資產配置的方式和結構。

　　(一)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企業經營資產配置影響

　　企業經營資產是企業主體經營業務開展所需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是企業產品生產和服務供給的物質手段，一般具有回收期限長、流動性較弱等特征，要通過產品或服務的銷售使成本逐步回收。企業經營資產的投資與宏觀經濟波動具有緊密聯系，當宏觀經濟處于繁榮期，企業傾向于擴大生產規模，增加投資，甚至出現過度投資;當宏觀經濟處于衰退期，伴隨市場需求下降和營業收入縮減，企業傾向于縮小生產規模，減少投資。因此，宏觀經濟不確定性是企業經營資產配置的無形指揮棒。

　　1.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企業經營資產配置動機影響

　　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影響企業經營資產配置的動機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流動性動機。企業生產經營必須具有一定的流動性，才能保證生產經營的靈活性，在面臨突發性事件時才能有更大的應對空間。宏觀經濟不確定性越強，則企業保持資產流動性動機也越強，特別是當宏觀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市場需求減少，產品銷售周期延長，企業資產周轉時間隨之延長，成本回收變慢，因此，企業在經營資產配置方面傾向于減少固定資產投資，與之相配套的流動資產投資也減少，企業更多以現金形式持有資產或投入到變現能力強的領域[6]。

　　二是創新動機。企業易受經濟發展環境影響代表企業生產經營脆弱，增強企業的抗市場風險能力最根本的還是要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宏觀經濟不確定性越大，對企業管控市場風險能力要求越高，倒逼企業開展技術創新，企業會更加主動提升創新能力，在經營資產配置方面也傾向于增加研發投入[7]。三是風險應對動機。宏觀經濟不確定使經濟發展中隱藏著更多無法預測的風險，企業經營資產配置中要注重產品生產轉換的靈活性，增加對通用性資產設備投資，根據市場需求變化及時調整產品生產規模和結構，及時轉向生產市場需求量大的相關產品，盡量減少沉沒成本，將市場風險降至最低，保證企業市場經營的持續性。

　　2.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企業經營資產配置結果影響

　　受企業經營資產配置不同動機的影響，企業不同的經營資產配置行為會產生不同結果。一是企業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得以提升。宏觀經濟不確定性上升使企業更多選擇通過研發活動謀求自我發展能力，企業經營資產轉向更多的自動化和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企業的生存能力和競爭優勢由此增強以應對外部環境波動帶來的挑戰，推動企業產品結構轉換升級。當然，由于企業對未來的經濟政策變動難以預測，未來的發展方向并不明朗，研發能否成功對企業影響很大，可能對企業研發有所抑制。

　　二是不同企業之間的生產經營分化更加明顯。大企業比中小企業的經營資產配置能力和市場抗風險能力都更強，銀行也更傾向于把信貸資源投向國有企業和其他大企業，使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融資成本高的問題更加突出，造成要素市場價格扭曲和金融市場信貸錯配。民營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相比，生產經營環境不利，企業之間差距進一步加大，企業之間的分化也進一步加劇。三是企業的運營與上下游企業之間具有緊密的關聯。特別是處于中下游企業對經營資產配置的調整會對上游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重要的反作用，因此，面對宏觀經濟不確定影響，產業鏈各個環節企業資產配置的調整會在相互作用和循環作用中產生倍增和疊加作用，從而放大對整個實體經濟的影響。

　　(二)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企業金融資產配置影響

　　與實物資產投資相比，金融資產具有回收期限短、流動性高、變現能力強等特點，能更好地滿足現金流不確定、融資約束較大企業的需求，這也是許多企業為什么“脫實向虛”的主要原因。對宏觀經濟不確定的判斷，使這些企業更傾向于多持有金融資產，以便在發生財務困難時發揮金融資產蓄水池作用，滿足短期流動性需求。當企業實體業務經營出現困難或發生虧損時，金融資產收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虧損，幫助企業克服經營困難。

　　1.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企業金融資產配置動機影響

　　宏觀經濟不確定性使企業產生金融資產配置動機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保值動機。宏觀經濟不確定性不利于企業實體業務經營，甚至使企業的經營環境惡化，企業逐利性動機促使其自動減少實體產業投資，把更多資金轉向金融資產投資領域，發生金融資產投資對經營資產投資的擠出。這種擠出并不是企業資產規模增大時對資產配置比例重新調整的主動擠出，而是企業在資產總體規模不變時出于資產保值動機下的被動擠出。二是穩定動機。宏觀經濟不確定性使企業對金融資產需求量大幅增加，同時金融資產交易更為頻繁，進一步放大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幅度，可能使金融資產價格走勢不斷趨高，在收益最大化目標約束下，出于風險規避和總體資產穩定目標，企業會主動減少金融投資。

　　三是融資約束緩釋動機。宏觀經濟不確定性使融資供給機構對融資需求主體的判斷更加審慎，融資約束性增強[8]。由于金融資產流動性強的特征，金融資產配置可以給予企業更大的資金運用彈性空間，增強企業資產流動性，緩釋融資約束目標。總體而言，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性的預期中，企業在金融資產配置方面既有增加的動機，也有減少的動機，增加的動機會強于減少的動機，最終使企業金融資產配置增加[9]。

　　2.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企業金融資產配置結果影響

　　出于企業金融資產配置不同動機的影響，企業不同金融資產配置行為會產生不同結果。一是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加劇了金融資產的價格波動。當期回報率有所降低時，企業會尋求投資回報率更高的金融品種進行投資，金融資產配置難度由此增大，這要求企業有更加專業的金融資產配置知識和更加精準預判能力，企業金融資產配置能力不斷提高，盈利能力也會不斷增強。二是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使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企業融資需求審批更加嚴格，企業更傾向于通過增加流動性資產來降低經營風險。在金融資產配置產品選擇上，理財產品、信托產品、委托貸款等投資期限短、風險小的品種更受青睞，長期股權投資、房地產金融產品等期限較長、風險較大品種也會有一定配置比例，企業在金融資產結構比例的配置上會更多考慮流動性。三是在對短期金融資產頻繁交易中由于逐利動機而不斷推升資產價格，如果不能對風險進行很好控制，就很容易形成金融泡沫，造成負面影響。

　　四、宏觀經濟不確定情形下優化企業資產配置的對策

　　宏觀經濟不確定性越大，企業生產經營風險越高，對企業資產配置也提出更高要求。企業資產配置變動是伴隨宏觀經濟變動而變動的，宏觀經濟形勢越明朗，則企業資產配置越穩定，對宏觀經濟波動影響也越小，宏觀經濟與企業資產優化配置之間是良性互動關系。因此，要有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使企業能對宏觀經濟形勢有清晰判斷，確保企業資產優化配置的穩定性，同時，企業自身也要有足夠的風險防范能力和應對經濟形勢變動能力，不斷提高企業自身資產配置能力。

　　(一)確保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以降低企業不確定性預期宏觀經濟不確定包括宏觀經濟政策的不穩定和宏觀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難以控制和預判，但政府可以盡可能地做到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完善和強化‘六穩’舉措，健全財政、貨幣、就業等政策協同和傳導落實機制”。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背景下，“穩定”儼然是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主基調，要確保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穩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著眼于精準發力，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穩健的貨幣政策是確保貨幣信貸、社會融資規模增長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同時在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緩解民營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在宏觀政策實施中要加強統籌、協調配合，在對宏觀經濟進行科學預判的基礎上，瞄準經濟發展的中長期趨勢定好政策的主基調，同時也留足微調空間，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其他政策協同發力，形成運轉靈活順暢的政策體系，尋求多重政策間的動態平衡。要加強政策間的協調，最大限度地形成政策合力，發揮政策最優效應，形成經濟穩定發展的政策力量。政策的穩定性會給予企業發展更大的信心，降低企業不確定性預期，有利于企業制定穩定的資產配置方案，合理配置各項資產比例。

　　(二)預防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時經營資產投資不足企業要在資產安全性、盈利性之間尋求平衡，同時又要在投資的盈利性、流動性和安全性之間做好安排，合理安排好經營性資產和金融資產比例。實體產業是企業發展的基礎和根本，企業的資產投資不能以犧牲實體經濟基礎為代價，要確保經營資產的穩定和實體業務的穩定。首先，要大力推進稅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增強企業對經營利潤的預期。近年來，我國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從深化“放管服”改革到納稅人“最多跑一次”，從個人所得稅改革到實施普惠性減稅降費政策。2018年，我國開啟了新一輪減稅降費，陸續出臺了有史以來力度最大、規模空前的減稅降費政策。2019年，全年減稅降費2.36萬億元，其中，制造業及相關環節在增值稅減稅規模中占比近70%，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約2500億元。

　　這些措施有力地增強了企業實體領域經營的信心，要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繼續推進實施減稅降費政策，特別要對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響較大的餐飲、酒店、民航、旅游等服務行業以及生產抗疫產品企業進行有針對性的減稅降費。其次，要引導企業積極開展產品升級和生產過程的技術創新，至少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生產設備更新和結構升級，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培育企業中長期的新增長點，提升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時對可能產生風險的應對能力。此外，要增強企業實體經營的意識，留足實體經營所需資金，確保企業經營的可持續性。

　　作者：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