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陽商幫作為晉商的一支，明清兩代是其發展的重要階段，清末民初逐漸由繁盛走向衰落。平陽商幫經貿西路，其經營地點基本為絲綢之路沿線城市如西安、蘭州、銀川、武威、酒泉、西寧等，其經營行業涉及鹽業、冶鐵業、布業、煙業及茶葉等。明朝“開中法”的實施為平陽商人經貿西路拉開了序幕，絲路貿易的繁榮吸引平陽商人前去經商，“互通有無”的商業模式給平陽商人提供了商機，便利的交通亦是平陽商人經貿西路的重要條件。

　　關鍵詞：平陽商幫;晉商;西路

　　學界對晉商的研究較多，或探尋晉商源起，宮崎市定認為晉商源頭可能在解州鹽池附近，隨后學界普遍采用此種說法，如韓振遠所著《晉商之源》[1]，張正明在《晉商興衰史》中對晉商起源也持此觀點[2];或討論晉商興衰，如張正明的《晉商興衰史》，黃鑒暉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3]等;或從晉商經營路線如“萬里茶道”為突破口，探尋晉商足跡，如程光、李繩慶編著的《晉商茶路》[4];或以晉商剖析民風民俗，如張正明所著《晉商經營與文化》[5]、《明清晉商及民風》[6];或探討晉商著名人物，如《晉商謀略與百名晉商人物》[7];等等。

　　平陽商幫作為晉商的一支，關注者亦不在少數。臨汾市政協所編撰的《晉商史料全覽·臨汾卷》內容豐富詳盡，總括臨汾市的商業家族、商界人物、重要行業店鋪、商鎮碼頭、商界會館、商家宅院等等，并錄有不少文獻碑刻史料可供讀者使用研究[8]。《翼城晉商史料全覽》立足于翼城縣商人，著述內容更為詳細具體[9]。陶富海編著的《丁氏家族與丁村》以襄汾丁氏家族為研究對象，討論丁氏家族宅院、民俗等，并收錄了部分丁氏家族的家譜、碑碣、書信、民謠等內容[10]。

　　李琳之《家國往事》第一編《迷離商賈》，詳細闡述了平陽商人家族亢家的發跡與衰亡史，同時對襄汾商人的發展歷史也有一定探討[11]。此外，如《堯都文史：晉商史料專輯》[12]、《襄汾明清富商》、《愛國實業家、晉商領袖劉篤敬》、《師莊尉家傳奇》、《話說高顯》[13]等專著對平陽商幫或著名商人、家族都有一定研究。這些著作中不乏探討晉商發展與衰亡的歷史，也有不少論及晉商經營路線，但對明清及民國時期平陽商幫的概況論述有所欠缺，對平陽商幫的經營路線研究也不充足。故本文，探究其發跡歷程及在西路的經營。

　　一、平陽商幫概況

　　魯靖康認為：“平陽商人(幫)是指崛起于明代、延續至民國，以今日臨汾為中心，明及清前期一度包括運城在內的商人群體。”[14]平陽商幫內又以地域劃分為數支商幫，如絳太幫、襄陵幫、太平幫。明代以前，晉南地區的商人就比較活躍。宮崎市定認為“賈”出于“盬”，《說文解字》釋：“盬，河東鹽池也。”[15]586夏、商、周三代國都大體都在河東解州池鹽的消費地區，鹽池也可謂是三代文明的經濟基礎。中國商業的起源同鹽有密切關系。最早的重要商業就是鹽，因此中國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晉商[16]。堯都平陽因近解州鹽池，有地利之便，故受商賈之風影響較大，催生大批富商大賈。

　　《史記·貨殖列傳》有言：“昔唐人都河東……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驕橫強直，喜好斗氣，行俠為奸，不從事農耕奇羨。……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17]楊縣即今洪洞縣曲亭鎮附近，平陽縣在今臨汾市堯都區西北部。也就是說，洪洞、平陽的民眾在漢代以前便經商至秦地及戎狄所在地區，北達胡人地區，以當時交通水平來看，這已經相當遠了。《馬可波羅游記》稱：“這里(山西)的商業相當發達……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的利潤。……(晉陜豫黃河三角地區)大批的商人從事廣泛的貿易活動。”[18]由上可見，平陽因近解州鹽池，又位于晉省，北接蒙古草原，西近秦地，南通豫省，西毗齊魯，以地利之便，催生商人的興起。

　　(一)起步階段——明

　　明代是晉商大批興起并走向輝煌的起步階段，也是平陽商幫發展壯大的重要階段。關于晉商于明初興起的原因，學界多有討論，現比較確定的一種觀點便是明初“開中法”的推行，為山西商人提供契機，平陽商人利用地理優勢，捷足先登，兼糧、鹽商于一身而興起于商界。明人沈思孝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19“]開中法”實施后，平陽府涌現大量的糧商、鹽商，洪洞范氏“公恒煮海青、齊、濰、揚，慮二尊人在堂，無雁次、致甘滑，舉貲授親，識歸而為中鹽郇瑕之墟，便于定省。”[20]

　　196楊氏因“以父少懦，不能治生業，贈君遂廢□以治生業，事祖父母、父母”，后為養家，“遂□治鹺海上，多居于兗，歲時一歸省”。[20]200明代平陽商人經商區域相對較廣，洪洞縣商人范公貿易于“青、齊、濰、揚”;楊氏貿易于齊魯之地;襄陵縣商人盧潢與其父皆經商，其貿易于維揚，其父貿易于汝蔡;曲沃縣商人吉宜，經商于江浙、嵩洛之間;商人張九疇，貿易于燕趙之間;翼城縣商人盧科“與北關陳生嗣齋翁代理賈事，燕魯吳越之墟，皆其涉歷”[21]。從現有資料記載看，明代平陽商人多于東路經商，主要在今河北省、山東省及江蘇省等。

　　(二)逐步強盛——清

　　清代以降，平陽商人的經商活動更為活躍，并形成從商風俗，“吾臨汾之俗，多務商而不急讀書”[23]476。浮山縣“商賈以興，往來糊口于齊、魯、燕、趙、宋、衛中山間者十之五六”[22]294。平陽商人勢力愈加強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商區域擴大

　　明代平陽商人多經貿于東路，至清代，平陽商人經貿之地擴大至全國：臨汾縣商人王金印，“其父壽官諱泰，主利直省”[23]170;臨汾縣亢氏資產、店鋪遍及平陽、京、畿、維揚等地;曲沃縣商人楊勝任“棄案牘謀生理，□□□于陜西，繼往來于山東，山川跋涉，備嘗艱辛”[24]157;王永安“生平一以勤儉為務，常業陶白秦楚間，家道漸隆隆起”[24]193;楊治國“貿易中州”[24]241;侯馬商人裴日煜，“府君故業商，走荊襄間”[25]258;翼城縣北關安家“在內蒙古、甘肅、青海一帶，販賣皮貨。每到冬季，買賣興盛，他們以駱駝為運輸工具，往返于內蒙，甚至遠涉沙俄”[9]172。清代平陽商人經商區域不僅限于國內，還遠銷國外。

　　2.經營商品種類豐富

　　明代平陽富商大賈多以經營鹽、糧為主。及至清代，鹽、糧依舊為平陽富商的主營業務，但清代平陽商人貿易之地擴大至全國，商機增加的同時，其經營商品種類也逐漸豐富。臨汾縣亢家在經營鹽、糧之外，并兼營典當，購置土地，成為平陽地區有名的大富商、大地主。襄汾中安平梁家所經營行業涉及面、絲綢、錢鋪、醋行、鐵店、銀店、磨坊、染坊、豆腐坊、炭園、木廠等，尤其以煉鐵、煤炭和飲食業居多[8]7。

　　翼城北關安家以駱駝為運輸工具，販賣皮貨。清光緒年間，襄汾商人關世溫于西景村創辦造紙廠[26]1119。曲沃縣煙絲業在明清時期便享譽全國，并出口至俄羅斯、阿富汗等國[8]125。清代平陽商人所經營商品種類豐富，以鹽、糧為主，兼營絲綢、煙葉、茶葉、皮毛、藥材、鐵器、雜貨等類型。

　　3.富商家族應時而生

　　明代平陽商人多以個體經營為主，到明代后期，陸續出現一些靠經營商業富裕起來的家族。明末清初，以家族式經營的商業模式增多，并形成“平陽四大家族”，即府里亢家、師莊尉家、南高劉家、北柴王家。除四大家族外，《襄汾縣志》還載有襄汾八大經商家族，即師莊尉家、南高劉家、北柴王家、南趙楊家、丁村丁家、中安平梁家、蒙亨毛家和小韓姜家，洪洞縣有杜戌董家、蘇堡劉家和馬牧許家，臨汾縣有下靳王家，汾西縣有師家莊師家，翼城縣有北關高家、北關安家等。

　　4.會館數量增加

　　會館最初是各省為幫扶本籍士子科舉考試而建立的。而在山西會館中，商業會館的比重更大，并隨著晉商的發展壯大，其數量也在增多。會館多為眾人共建而成，每個會館內部都設置有自己的規章制度和組織領導，對內有仲裁處罰功能，對外有協調功能。[27]這實際上是商人群體通過會館聚集為眾，共謀利、同患難的一種表現。平陽商人在外經商者因“皆僑居旅邸”，故“求所謂憩息燕會之所者”[28]，修建會館，給旅外商人以“聯鄉情、篤友誼”之所。商業會館實際上反映出商幫規模的大小，會館大規模地修建即代表商幫由雛形走向成熟。據現有史料統計，明代平陽商人在各地創修會館4座，及至清代，其數量已增至20余座。

　　(三)日漸衰落——民國

　　行至民國，平陽商幫因受戰爭影響，有衰落之勢，但也不乏一些富商大賈依舊活躍在民國的商界，在經營傳統商業的同時，開始投資新興產業。較為著名的便是南高劉家劉篤敬，于清末民初便投資辦設電廠、面粉廠，還投資保晉礦務公司，并被選為山西總商會會長。民國三年(1914)，臨汾縣商人王方義于臨汾縣東關開辦面粉廠，其所使用的設備即是用煤作燃料的蒸汽鍋鉈機。鄉寧縣商人王宣最初主營鞋業，民國十五年(1926)開始轉營煤礦，購置新式機器，振興晉興煤礦。

　　傳統商業也有所發展，襄汾縣商人柴仲貴在蘭州地區以販賣燒餅起家，后開辦“志蘭齋”，主營海菜副食，又相繼開辦和順德綢緞布匹百貨店、德順和海菜副食店等，開辦商號9座，分設于蘭州、西安、太原三個城市，資產累計30多萬銀元。然從民國二十六年(1937)開始，日軍陸續侵入華北等地，并迅速占領晉南各地，燒殺搶掠，致使許多商鋪和商家毀于一旦，平陽商業大受挫折，最終結束其輝煌的歷史。

　　二、平陽商幫在西路的經營

　　明清至民國時期的平陽商幫，其經貿路線基本是以山西為中心，向四面八方輻射。經史料統計發現，經貿西路的平陽商幫與“絲綢之路”有一定關系，故選以平陽商幫在西路經貿為研究視角，探求平陽商幫經貿西路的原因與意義。

　　(一)經營地點

　　明清及民國年間，西路(陜甘寧一帶)是山西商人經貿的重要線路之一。明人李夢陽道：“乃出為商，嘗西至洮隴，逾張掖、敦煌，窮玉塞，歷金城，已轉而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已又涉汾晉，踐涇原，邁九河，翱翔長蘆之域。”[29]56張四維亦載有：“凡蒲人外出經商者，西到秦隴甘凉瓜鄯諸郡，東南達淮海揚域，西南則蜀。”[29]59在西路經商的山西商人中也不乏平陽商人的身影。曲沃縣商人李明性，“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卒于萬歷十年(1582)，是明代山西曲沃的富商……李明性經商，一直在陜西、甘肅一帶活動”[2]193。臨汾縣人劉珍，“少以家計，棄儒就商，營運山左每年贏余以千計”[30]。

　　李國璽“經商寧夏”，賈爾中長子“貿易陜西”[30]。襄汾縣中安平梁家“經營逐步延伸到了陜西、寧夏、內蒙古和北京等地”[8]7。襄汾趙康楊家也是購買江浙、兩湖的絲綢賣到西北的陜、甘、青、寧，再將西路的皮毛、藥材及其他土特產售到江南，互通有無[8]48。襄汾縣師莊尉家亦采取此種經營戰略。平陽商人在西路經營隊伍甚為壯大，清中后期，在寧夏銀川市有太平一條街，在這條街上的店鋪大多數是太平商人開辦的，其中張子珍所創辦的百川會雜貨商店的進貨銷商，涉及陜西、甘肅、寧夏、天津和內蒙古等地[31]270。翼城縣北常張家“在清末以后經營的當鋪，從翼城往西到曲沃、新絳和陜西、甘肅、寧夏三省各地，最西到了甘肅的酒泉”[9]235。翼城縣溝北村的侯國隆在陜西三原置辦商號，商號名為和濟鹽店，從事鹽業[9]236。

　　翼城河寨楊氏先祖曾到甘肅龍居寨經商，“六世祖開始走出家鄉外出做生意，先到天津，后到甘肅龍居寨”[9]245。翼城山底翟家“先后有四五代人在陜西、甘肅、寧夏等地作買賣”[9]250。翼城縣南衛丁家從翼城出發，“經新絳、河津，西渡黃河，過西安、咸陽、蘭州，到達平涼、武威、銀川，途徑三省三千多里，不住別人的店，不吃別人的飯，沿途都有自己家的店鋪”[9]256。平陽商人更遠貿于陜甘以西，出河西走廊，到達新疆、內外蒙古及帕米爾高原以西地區。曲沃縣人高科販運茶葉至陜、甘、哈密和內外蒙古等地。臨汾縣人景發財之父遠賈安息(今伊朗的呼羅珊地區)，“景發財……父娶未逾年，遠賈安息，后數月生才”[30]。

　　翼城商人鄭世寬于曲沃縣創辦了“永興和”煙坊，此后煙坊生意不斷做大，其中“永興和”牌香煙，曾“暢銷晉、察、冀、津、陜、甘、疆、藏、寧、青以及俄羅斯、波斯、阿富汗等國”[9]337。由上即可知，平陽商人經貿西路隊伍十分壯大，且主要集中于陜西、寧夏、甘肅等地，最遠到達今伊朗等地。平陽商人經貿西域的路線基本是從平陽出發，到達陜西、寧夏、甘肅，出河西走廊到達新疆及以西地區，這幾乎與絲綢之路東段相吻合。散布在絲綢之路上的城市，基本都為西北與中原互市的重要關口，也是連接中西的重要交通要道。這些城市客流量大，商品種類豐富，便于內引與外銷。平陽商人選擇這些城市作為經貿地點，也在意料之中。

　　(二)經營行業

　　平陽商幫在大西北經營貨物種類繁多，但因現存資料有限，并不能完全統計平陽商幫在西北經營的全部商品，且許多經營雜貨店的商人，營銷商品的種類蕪雜，也無從統計。故據現有資料將平陽商幫在西路經營較多的商品作一概述。

　　1.鹽業

　　鹽業可謂是平陽商幫最早的盈利之本，戰國時已有貴族靠鹽業致富發家。明初，朝廷推行“開中法”，要求商人把糧食運至邊境來換取鹽引。平陽臨近解州鹽池，平陽商幫便以經營鹽業而迅速崛起，解州鹽池幾乎被平陽商人所壟斷，如平陽亢氏就是憑借鹽利成為日進斗金的豪商大賈。在西路經商的平陽商幫，亦有靠經營鹽業盈利，其中翼城商人史氏創辦商號“崇德堂”經營鹽鐵，其行商足跡遍布東西南北方的臨近省份[9]224;翼城溝北侯家在陜西三原建立商號“和濟鹽店”，主營鹽業[9]236。

　　2.冶鐵業

　　翼城南衛丁家創辦的“蔚隆章”店鋪曾馳名大西北，建立于清嘉慶年間(一說創辦于明萬歷年間)，主要以鐵貨營生。此外上述提及的翼城史家除經營鹽業外，也兼營鐵貨生意。翼城商人姚德盛也是以經營鐵貨為生，“1934年，他在蘭州勝利飯店附近開辦了一家鐵貨店，字號為‘德茂隆’”[9]368。翼城北關商人高氏在陜西咸陽一帶建立的“復順興”商號，也是主營鐵貨生意的[9]315。

　　3.布業

　　襄汾縣丁村商人曾在甘陜地區創辦了一些商號，其中以涇縣的大順長號與家里來往信件居多[10]139，其中的關思恭掌柜與家里往來的商業信件中載：“敬啟者……于二十七日到涇……下存袍料如有售主，緊為出手。所有襯布照目下三百七十行情，還有些跌勢。……領西所要大紅、玉青布，待染出即為捎回。”[29]147-148又：“咱來銀九百兩，涇地布匹價皆大，咱伙無人多貪。……此時街上大布，又出囤戶賣出，各大布有二千余卷，至于干布略買一二。”[29]151翼城河寨楊家在甘肅龍居寨一帶營生，所營商品種類“涉及布匹、藥材、雜貨等品種”[9][245]。襄汾丁氏在西路“以甘肅的寧縣和陜西的三原、涇陽為基地，經營布匹、糧油及典當業”[8]19。

　　(三)平陽商幫經貿西路原因分析

　　1“.開中法”實施的契機明初朝廷正式頒布“開中法”，要求商人以糧食交換鹽引。平陽地區糧食產量較高，又近解州鹽池，以地利之便催生大批經營鹽業的商人。明代平陽商人大多都是以鹽業與糧業起家，如洪洞范氏、楊氏即是鹽商。甚至明末清初之際亢氏家族也是以鹽業發跡。“開中法”的實施，是平陽商人發家的重要原因。也正借此良機，平陽地區催生大批商人，并逐漸在此地形成經商風俗，帶動越來越多的民眾經商。

　　2.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具有強大吸引力絲綢之路建立以前，中西就有少量的貿易交流。自漢代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以興，中西貿易便逐漸興旺。漢代以降，雖偶有戰火阻礙中西貿易交流，但于和平年代，西域與中原的“茶馬貿易”或“互市”不斷，并直接影響中西經濟與文化。絲綢之路的興起，帶動其沿線重要城鎮的興起，如長安、敦煌、龜茲、張掖等，這些城鎮是溝通中西部經濟與文化的重要橋梁，也是中西方商人貿易交流的大市場。平陽商人選擇這些城鎮作為經商地點，必然也是看重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

　　3“.互通有無”的商業模式蘊含著巨大商機《明一統志》載：“臨洮府……土產：甘菘、菴艸閭子、牦牛、犏牛、水棃、果單、駱駝、麝香、硇砂、黃羊、青稞、冬果、樺皮。……慶陽府……土產：麝、酥、蠟、焰硝、鹽、金絲草、款冬花、甘草、菴艸閭草、黃管草、櫻桃、楸子。……寧夏衛……土產：鐵、鉛、礬、鹽、胡麻、青稞、蓯蓉、枸杞、青木香、楸子、暖木、羱羊、絨褐、紅花。”[32]臨洮府、慶陽府及寧夏衛即今青海、甘肅、寧夏一帶地區，此區域物產富足，不僅盛產五谷、果蔬，藥材、牲畜也是當地特產，能被列入總志之列，想來數量應不在少數。

　　上述所載足以證明西部地區物產富饒，然因其處于內陸，農業、手工業制品相對東部而言較為粗糙，而東部地區的絲綢、茶葉、瓷器、海鮮等物產恰是西部地區所欠缺之物。平陽商人正是看準此商機，奔走于東西南北，以“互通有無”的商業模式，賺取差價。上文提到的襄汾師莊尉家、中安平梁家以及趙康楊家，皆是以此種方式經商，成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

　　三、平陽商幫在西路經商的歷史意義

　　(一)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坐落于絲綢之路上的城市，歷來都是溝通東西經貿的重要角色，蘭州、西寧等地是清代茶馬貿易的中心。平陽商人經貿西北，在西北購置當地特產，運至南方，再換購絲綢、茶葉等物運至西北一帶，互通有無，從中賺取差價。或在西北經營店鋪，以店鋪為依托，大量收購西北各地名物進行販賣。襄汾趙康楊家在西路發展，并創立世誠祥、世宜德、世誠和等商號，“以這些商號、店鋪為依托，大量收購西北各地的皮、毛、棉、麥以及鹿茸、麝香、紅花等貴重藥材。此類店鋪先后擴延到陜西、青海、甘肅、寧夏等四省七個縣市”[8]48。

　　更有在西路經商的太平商人，團結合作，在寧夏銀川市創造“太平一條街”，此街道上大多數店鋪都是由太平縣商人開辦。太平縣商人張子珍創辦銀川最大的百川會雜貨店，主要經營西北的羊毛、皮革、中藥材等物，還兼營天津市批發而來的百貨、紡織品。經貿西北的平陽商人以不同的方式帶動著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

　　(二)促進了東西經濟文化交流

　　平陽商幫經貿西北，不僅將家鄉的物產風俗帶至西路，也將西北貨物帶回家鄉。如平陽商人將自己家鄉的戲曲帶至經商之地，一方面可供其娛樂，另一方面也可作為開辟市場的一種手段。“蒲州梆子又稱蒲劇，起源于晉西南蒲州(今永濟縣)，流行于山西南部和河南、陜西、甘肅、青海的部分地區。”[33]604又，“于十一月托文敬村東上捎去寧原木箱二口，又涇裝箱子一個，內南木滿紅燈一對，棕色袍料五匹，二馬駒煙貸二支……火紙六十六斤，又舊方銅火盒一個，重廿三斤，每斤二百文。……盛誰用了。來信批明，以涇為記帳。又捎一登弟白氈二十條，景貴弟白氈一條，兄的碼子布一卷，并信一支，未卜于何日收訖否”[29]150。

　　平陽商幫在外獲利會幫助親友、家鄉，推動家鄉經濟發展。襄汾商人井珖源，“張纂村人，性孝友，親歿后，家漸落，服賈于秦，歲得金必按兄弟數而分寄之，光緒三四兩年，歲大饑，鄉里有就食秦地者，必厚遇之，不使一人失所”[28]。南高劉家樂善好施，“嘉慶年間遭災時，劉體正捐粟百石，又傾數千金賑貸”[8]14。翼城史家在聽聞家鄉欲重修戲臺，便為家鄉提供多種戲臺圖樣，并發動村民，捐錢出力，終于在關帝大殿的南面建起一座全省獨一無二的大戲臺[9]225-226。

　　經貿西北的平陽商人擔任溝通東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使者，并促進東西部經濟文化發展。平陽商幫經貿西域的路線大致是以絲綢之路東段為中心，即由平陽出發，經陜西到達寧夏、甘肅等地，出河西走廊，到達新疆及以西之地;所經營貨物以鹽鐵為主，兼營紡織、煙葉、茶葉等。隨著貿易的增加，又將東部的地方特產如絲綢、海產品、茶葉等運售西部，又將西部的皮毛、藥材等售往東部。平陽商幫在西北的經營，帶動了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并加強了東西部經濟文化的交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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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張正明.晉商經營與文化[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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