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開啟民智問題來自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近代先進分子對中華民族遭遇的“亡國滅種”危機的憂思，他們認為只有“廣開民智，才能抵御外侮”，才能“興民權”，才能實現國家富強。本文首先評析了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為、嚴復和梁啟超的開啟民智思想觀點，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認清了“民愚”的根源在于專制統治、綱常名教和傳統科舉制度，開民智的基本對策就是廢除“八股取士”，興辦“西學”，培養“新民”。其次，本文論述了革命派代表人物章太炎的“競爭生智慧，革命開民智”思想。最后，從人力資源開發視角，分析了辛亥革命前思想家關于開啟民智之爭的五個方面的經驗教訓。

　　關鍵詞:開民智;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章太炎;人力資源開發

　　一、民智問題由來

　　長期閉關鎖國和封建專制統治的清王朝在1840年鴉片戰爭中失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和西方侵略者的槍炮聲驚醒了少數官僚，他們睜眼看世界，感嘆這是華夏“三千年未有之事變”!他們反思戰敗的原因是侵略者的“船堅炮利”。曾國藩、李鴻章在鎮壓洪秀全的“天兵天將”中“借夷助剿”，更覺得堅船利炮之厲害，決非“奇技搖巧”，故而以“自強新政”為標榜，開始了籌辦“夷務”(后來改稱“洋務”)。

　　洋務運動的直接動機雖然是只學外國利器，但是，辦軍工就要辦民用企業，就要設立學堂與譯書機構，就要派遣留學生，一句話，不能不學習“西學”，不得不正眼看“西方”。與洋務運動相聯系，產生了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如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

　　他們以“道器”“體用”“本末”“主輔”等概念范疇界定“中學”與“西學”的關系和作用。然而，甲午海戰，中國慘敗，再次割地賠款，宣告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的歷時30多年的洋務運動之破產。探索救國救民自強之路的先進分子痛心疾首，他們認識到只從器物層面向西方學習是不夠的，不變法豈能圖強?如鄭觀應經過艱苦探索認識到西人立國亦具有體用，而國人“遺其體而求其用，常不相及”。較早提出了開啟民智問題。接下來，變法派展開了對開啟民智問題的論述。嚴復和康有為等人從歷史進化論視角肯定君臣制度為民主制度取代的歷史必然性。

　　但是，就中國當時的實際情形，他們認為中國還不能徹底廢除君臣制度，而只能實行“君主立憲”，其理由就是民智等素質不夠。他們一方面肯定民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認為民智尚待開發。而主張民主的革命派對開啟民智途徑則有不同認識。

　　二、康有為、嚴復和梁啟超關于開民智的基本思想

　　1.康有為的“智強勝于力強”與“興西學”主張

　　康有為(1858—1927)出身廣東的仕宦之家，從15歲中秀才到35歲中舉人，這20年間，他在研讀經史子集之時，也接觸了西學和早期改良思潮。1883—1885年發生的“中法之戰”，中國雖未戰敗，卻屈辱求和、坐失安南(越南)，清廷上下茍安旦夕，游宴從容，不知禍亂已至，大廈將傾。這對康有為刺激不小，于是，他上書皇太后和皇帝倡言變法自強圖治，康有為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書》中就認識到“洋人智學之興”。

　　1894年甲午海戰，中國慘敗，極大地刺痛了康梁等人，進而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再言變法圖強。在主張變法實行君主立憲的思想歷程中，開啟民智成為其重要依據。康有為在1895年的《上清帝第二書》中列舉了英美等國“廣開民智”之舉。他說:“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1]

　　42康有為認為中國人多地廣之所以喪權于泰西、吞割于日本，“蓋散而不群，愚而不學之過也”，要擺脫備受列強欺凌的屈辱命運，惟有自強圖治。智強勝于力強，智在“仁義禮智信”中很重要，康有為認為“夫約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義、禮、信有所呈”，“惟其智者，故能慈愛以為仁，斷制以為義，節文以為禮，誠實以為信。”[1]

　　108這是對“朱熹仁統四端兼萬善論的否定，是對儒家仁本哲學的一次重要反撥”。①如何興學開啟民智呢?康有為認為，要修身開智、長才藝，非學不能，是以要廣開學校，延師督教。康有為已經看到傳統科舉考試之弊端，在《上清帝第二書》中他贊成廢除科舉考試的“武科”，改為“藝學”(包括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測量、圖繪、語言、文字)，他甚至給出了開新學的具體的教學考試措施，如增加格致之學、獎勵著書立說、游學、設立各類專業職業技術學校等。以實行君主立憲為變法目標的戊戌變法很快失敗，清朝統治集團的腐朽、頑固把中國引向了革命之途。�；逝煞磳Ω锩�的一個重要理由仍然是民智未開。

　　2.嚴復的“廢八股，講西學”與“地方自治”思想

　　嚴復14歲那年(1867年)考入洋務派創辦的福州馬尾船政局海軍學堂學習英語和駕駛，畢業后在海軍實習幾年后于1876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國學習海軍駕駛，但他卻對英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思想制度興趣濃厚，1879年回國后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甲午海戰，北洋水師慘敗于日本，中國割地賠款，使嚴復痛感“亡國滅種”之危。于是，他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和《辟韓》政論檄文，積極鼓吹變法圖強，投身維新變法運動之中。

　　在嚴復看來，中學即舊學，西學即新學，中西之爭即新舊之爭、古今之爭。他用“體用不二”批判頑固派的“中體西用”論，一針見血地指出整個洋務運動只不過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2]48嚴復認為牛有牛體，馬有馬用，安能牛體馬用哉?西方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2]23，必須向西方學習自強救國之道。在探索自強富國之道的過程中，嚴復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視角比較分析中學與西學，被梁啟超稱為通曉西學與中學第一人。

　　西方富強的奧秘何在?嚴復認為西方有“富強之政”，那就是建民主、開議院、辦公司。在嚴復看來，西方能夠實行民主制度當歸功于高素質的國民，“是故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驗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從之。”[2]25所謂“開民智”，就是智育，就是使民之聰明智慮強大。在嚴復看來，民智乃富強之源，以開民智為第一義。

　　所以，嚴復覺得變法高潮中的“減君權，興議院”主張太激進了。嚴復不僅認為民智者是富強之源，而且關系到民權君權界定的國家制度去向。所以在愈愚、療貧、起弱三個救國方案中，尤其以“愈愚”為最急。如何開民智呢?嚴復指出開民智就要“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講實學”以及“另立選舉之地，別開用人之途”。

　　3.梁啟超的“開官智”與“新民”說

　　梁啟超(1873—1929)早年與康有為一起鼓吹維新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后他逃亡日本，與革命派論戰，主張保皇立憲。在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承認中國致弱的根源是“君權日益，民權日衰”，“一人專權，人人無權”，“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但“中國之官之士之民，智識未開，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呀，固所當然也”[3]58。

　　梁啟超認為，智分民智、紳智和官智，一切之根本是開啟這三智。但這三智具有不同的層次，作為民之秀的紳者之智高于民智。梁啟超認為，用紳士是重鄉權的需要，“凡用紳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而已”[3]50。而紳士知識能力有限，“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其所謂開紳智的實質在于興紳權，兼采中西之制，給予地方紳士參政議政的一定權力。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逃亡日本，在與革命派論戰時在《新民叢報》從1902年到1906年陸續發表了他的《新民說》，其核心思想是論述“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以及如何實現“新民”。變法之本在于培養人才，沒有“新民”正是變法失敗之根源。“何以新民”?梁啟超論述了諸多措施，甚至提出從少年抓起，他的《少年中國說》影響了許多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人。

　　從梁啟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西學由器物和制度層面的認知進入文化心理層面的反思。他關于國民性問題的思考，既是對嚴復關于改造國民性、新民德思想的深入，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關于國民劣根性改造的先聲，實質上提出了人的改造和人的現代化的根本問題。這不僅包含梁啟超的獨到思考和思想轉向，而且也是對開民智之爭的深化。

　　三、革命派章太炎的“競爭生智慧，革命開民智”思想

　　為了駁斥康有為等人的觀點，澄清謬誤，宣傳革命主張，章太炎(1869年1月—1936年6月，浙江余姚人。早年接受西方機械唯物論和生物進化論，主張革命，發起光復會，參加同盟會，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辛亥革命后逐漸脫離時政，以講學為生。)在1903年初寫了一封致康有為的公開信，即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章太炎曾請人將此信帶到香港轉交康有為，未果。1903年6月，《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與鄒容的《革命軍》在《蘇報》一并刊發，立即引起轟動。章太炎與鄒容因鼓吹排滿和革命而被捕入獄。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首先就康有為所謂“滿漢平等”“皇帝圣仁”等論點進行了駁斥，進而正面回答革命流血動蕩問題。在康有為看來，因為立憲容易，革命困難，立憲有利，革命有害，所以只可以立憲，而不可革命。章太炎卻指出，實施變法、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立憲之舉，自上言之，則不獨專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萬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則不獨專恃萬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賴者為多。

　　而革命則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證明者，其才略耳。然則立憲有二難，而革命獨有一難，均之難也，難易相較，則無寧取其少難而差易者矣。”[4]180皇帝一人之才略，怎么信服天下，敢言革命黨人中一定沒有才略如華盛頓、拿破侖之人嗎?章太炎針對康有為所謂今日中國“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不能革命的立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章太炎指出，既然“公理未明，舊俗俱在”，為什么只能是立憲不能是革命呢?“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他以李自成、義和團、唐才常等起義運動，由革命之念起到革命之事興，都是在斗爭實踐中深入、提高為證。同樣，現在的“民主之興，實由時勢迫之，而亦競爭生此智慧也”[4]181。

　　他認為每經一次競爭，人的思想、概念和行動策略都有進步。由此可見，章太炎在知行關系上的認知較之以往他人的認識已經深化了，即先行而后知，獲知才有知先于行。章太炎的這一思想強調革命本身在進化之中，人的智慧在革命活動中增長，是對開民智思想的深入發展。

　　四、對開啟民智之爭的一些思考

　　綜上所述，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和章太炎等人關于開啟民智的對策措施，可以概括為八條:1.廢除八股科舉制度，因為它是民愚原因;2.辦西式學堂，講西學，包括留學、游學;3.有書器、有譯書;4.開辦新聞報館;5.創辦各種各樣的群人共學的“學會”;6.實施地方自治制度;7.先開官智與紳智;8.通過競爭和革命開啟民智。第八條是革命派的主張。革命開民智思想具有社會實踐思想萌芽，包含實踐出真知的思想。

　　但是，革命派并沒有深入探討這個至關重要的理論問題。人們發現辛亥革命者們期待著以革命開民智并未實現，結果卻是蒙昧戕害了革命。革命派輕視了人的改造和國民性改造的困難，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才能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才能找到出路。李大釗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7]中提出了“物質和精神兩面改造”“物心同時改造”的社會實踐觀，在社會革命和社會實踐中開發民智民德。

　　參考文獻

　　[1]康有為.康有為全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嚴復.嚴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3]梁啟超.梁啟超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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