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財政專項資金在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應的政策機制也在不斷完善。然而，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之路既要承接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沖擊，還要面對國際市場的風云突變，新型財政扶持策略亟待明確。本文在總結財政專項資金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煉出這一政策機制與新時期經濟發展趨勢、國際環境變化的差距及隱患，梳理出在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路徑中調整相應財政策略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方案。

　　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實施財政扶持策略的本質是通過政府干預，輔助市場機制，優化資源在產業間的分配，財政扶持政策始終要以世界市場的存在為前提，以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目標。專項資金不僅是利用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也是配置資源、調整產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鼓勵特定產業發展、促進創新的主要政策措施;而對于新經濟模式———平臺經濟，合理的產業組織政策需要更新對壟斷的認識：平臺經濟的本質就是網絡效應的極大發揮，社會資源的統一化不等于壟斷。

　　關鍵詞：高新技術產業,高質量發展,財政專項資金,產業政策,新技術革命

　　一、問題提出

　　當今世界經濟格局正在被新技術革命重新塑造，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實現歷史性趕超的關鍵窗口期，而新興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是推動國際產業競爭格局變化的重要力量。對中國而言，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狀況及其創新能力還被賦予了格外的意義———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

　　本文通過總結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經驗，梳理出財政專項資金制度對產業發展壯大所起到的積極作用，重點廓清在新技術革命的趨勢變動、國際國內市場發生劇烈變化的情況下，該制度對繼續挖掘高新技術產業持久動力所逐漸顯露的潛在限制和阻礙隱患，并據此提出符合經濟新常態發展要求的、適應新技術革命規律的、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關鍵問題的、提高國際競爭力的財政專項資金制度改革建議。黨的十九大作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論斷。

　　而創新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動力，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其實現路徑為：依賴企業通過自主創新獲得持續性高附加值，從而提高獲利潛力、增強長期高獲利預期，依靠技術更新確保企業活力和國際競爭力，并在網絡效應、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態中長尾效應的作用下，打造高質量的產業鏈條或產業集群，特別是實現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高段位躍升，從而構建高質量現代產業體系。高技術產業是中國高質量發展實現路徑上的關鍵堡壘。

　　2017年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利潤額為1.13萬億元，同期大中型工業企業為5.14萬億元;高技術產業新產品銷售收入5.35萬億元，同期大中型工業企業為15.00萬億元;高新技術產業有效發明專利數37.96萬件，同期大中型工業企業為63.27萬件。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一個特別分類，其對中國經濟的創新驅動作用尤其突出。

　　2008—2017年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長平均每年帶動GDP增長超過1個百分點，增長貢獻度接近20%，有力地支撐了經濟發展穩中向好、穩中有進。201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9%，增速快于規模以上工業2.7個百分點[1]。縱向來看，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在提高國家整體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橫向來看，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仍面臨巨大的發展壓力。

　　2004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首次超過進口額，但2007—2018年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始終維持在54%～55%。雖然中國于2009年提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計劃，現已經過了十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仍未有整體突破性進展。在美國推進貿易保護主義、國際貿易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形勢下，2019年二季度，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家信心指數降至140.8，環比下降3.13%;行業景氣指數降幅相對較小，環比下降1.60%[2]。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開始于“863”計劃，已經有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際，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機遇也在發生轉變。

　　面對風云變化的國際環境，中國高新技術產業要順利實現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需要對發展軌跡和未來導向進行理性認識和科學規劃。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軌跡與歐美國家不同，與日韓也存在區別，主要表現在產業政策的重要地位和具體政策措施上。中國在促進特定產業發展的實踐中，總結出了一套獨特的政策經驗———財政專項資金制度，以此為手段之一的產業政策是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分工的必然產物。這一制度統合了社會經濟諸領域的關鍵要素，并具有系統的運行機制，從而具有影響整體經濟運行動力和趨勢的能量。

　　為實現特定的經濟發展目標，依靠財政專項資金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中國也在使用這一政策手段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其運行機制。厘清財政專項資金制度的運行規律，對于判斷高新技術產業是否具備高質量水平至關重要，有助于刻畫高技術產業拉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在面對諸多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實證檢驗爭議的情況下，從理論上明確怎樣的財政專項資金制度才是高效的，以及如何科學制定財政專項資金使用制度，能夠為實現高新技術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提供強勁而扎實的理論助力。

　　本文所指的財政專項資金是指為支持國家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各級行政單位財政部門通過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安排的，具有專門用途和績效目標的財政資金。法律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2018年修正)。財政專項資金的分配對象主要有兩種：企業，以及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個人。本文主要研究分配對象為企業的財政專項資金。財政專項資金的使用方式有兩種：市場化方式和非市場化方式。

　　市場化方式包括：政府投資引導基金設立的產業基金投資及跟投、中小微企業貸款資金池風險補償、貸前增信、融資風險分擔、銀行貸款貼息、融資租賃貼息、融資擔保費用補貼、貸款保險保費補貼等。為了彌補市場失靈，財政專項資金還有非市場化方式，如科技研發資金，包括無償資助、獎勵和投融資資助(科技和金融結合的貸款貼息、無息借款、科技保險、再擔保、股權投資等)。

　　二、高新技術產業與高質量發展

　　中國高技術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對中國經濟的轉型十分重要，表現在兩大方面：一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依靠高技術產業，二是中國高技術產業本身需要進行高質量升級。作為國家戰略，中國政府對待高技術產業的態度是明確和堅定的。在新時期，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還肩負著實現拉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擔，同時，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技術新變化也使高技術產業本身的高質量發展問題急需解決。

　　(一)高新技術產業在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習近平同志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強調，“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障國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必須切實提高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而在提高關鍵核心技術的創新能力上，高新技術產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2017年，按照大中型工業企業口徑統計的高技術產業專利申請數為158354件，有效發明專利數為306431件;同期大中型工業企業專利申請數496260件，有效發明專利數632727件。

　　在這兩個能夠集中體現國家創新能力的數據上，高新技術產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51.68%和78.43%。在高新技術產業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表現尤為搶眼。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8.9%，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11.0%，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高4.4個百分點[3]。

　　高新技術產業能否實現高質量的科技供給，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否實現的關鍵。對創新能力的考察，不僅要關注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后取得的成果，在新時期更要關注如何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體現在國際競爭中，一是提高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二是實現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高段位躍升。從現有數據來看，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雖在穩步提高，但距離“引領全球”仍任重道遠。

　　2017年，按照大中型工業企業口徑統計的高技術產業新產品出口銷售收入為7434.51億元，同年大中型工業企業為31760.49億元，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重只有23.41%。科技創新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戰略支撐。隨著中國國家整體實力的提高，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加入國際市場競爭，而這也是中國國家競爭力的體現。

　　核心技術問題是制約中國高技術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瓶頸”，如能在“瓶頸”上突破，不但可以真正形成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高新技術產業，也對相關產業形成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從而實現中國經濟整體的高質量發展。關于中國本土企業被全球價值鏈“俘獲”的問題，中國本土企業在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時，具有明顯的“出口引致進口”特征[4]，雖然加工貿易模式對中國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起到了諸多正面效應，但也令中國企業面臨被全球價值鏈“俘獲”在低段位的危險和長期損失。

　　對于財政專項資金制度而言，如果被支持企業采用的是加工貿易模式，且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低段位時，財政專項資金有通過被支持企業流向國外企業的潛在危險。因此，對于高新技術產業而言，不僅要實現高科技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的提高，更要實現在全球價值鏈的高段位躍升。

　　(二)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高質量發展問題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迫切需要走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面：第一，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產業替代。新技術革命帶來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高新技術產業的目錄也相應發生了改變，相應的產業亟待技術升級。第二，生產要素成本結構改變。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中，各種投入要素的成本上升速度不一致，特別是勞動力成本的增加，直接影響高新技術產業的利潤水平。第三，需求結構變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會需求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高新技術產業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第四，國際經濟格局調整。新的世界經濟格局正在形成，經濟中心開始轉向太平洋西側，由于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需要應對新形勢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目前來看，技術還未能成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在國際比較中的根本優勢。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要實現高質量的突破性發展，關鍵的變革是要走出在初級階段專注單項技術的既有路徑，轉向于多樣性交叉技術的優化組合與集成，實現產業群的技術成長。其中，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突破則是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在。原始創新能力弱，關鍵技術仍然依賴進口、受制于人，不僅是高新技術產業向高質量發展的絆腳石，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還會大大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甚至威脅國家技術安全。

　　2018年4月16日，美國宣稱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7月中興通信和美國商務部和解，代價是中興通訊因禁運事件向美國政府繳納高達22.9億美元(約合146億元人民幣)的罰金，相當于2017年中興通訊凈利潤的3倍。中興通訊的產品無論是基站設備還是手機，其芯片技術主要掌握在高通、英特爾、博通等十幾家美國公司，美國一旦實施出口限制，中興通訊將會進入“休克狀態”。中興通訊所面臨的問題是所有中國高新技術企業所面臨的共性問題，在“中興事件”一波未平之時，“華為事件”一波又起。2018年，美國宣布將出于安全原因拒絕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的5G技術，并將為所有禁止華為設備的國家提供財政支持。

　　2019年3月7日，華為宣布針對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第889條的合憲性向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定這一針對華為的銷售限制條款違憲，并判令永久禁止該限制條款的實施。5月17日，美國商務部官方網站發布消息稱，華為被列入所謂“實體清單”的決定，但是將給華為及其合作伙伴90天的臨時許可。截至目前，“華為事件”持續發酵，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的惡意封鎖行為令世界嘩然。

　　“中興事件”和“華為事件”也從側面反映了中國高技術產業從默默無聞到初露鋒芒的轉變，美國的應激反應不僅體現了高技術產業對發達國家而言同樣被確立為國家戰略這一高級別地位，也證明了中國高技術產業已經進入了由量變向質變轉換的關鍵時期，開始擁有一個可以與發達國家互爭短長的國際競爭席位。國際形勢日益嚴峻，在這一高質量發展的窗口期，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從單一技術自主擴展到集群技術自主，構建完整系統化競爭能力，以自身的高質量發展帶動整個國家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三)高新技術產業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結構平衡問題

　　財政專項資金扶持政策的目標是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的技術水平、生產規模、市場占有、價值創造等方面的全面趕超。對特定產業的重點關注，必然帶來高新技術產業與普通產業間的協調問題、高新技術產業升級換代的內部平衡問題，兩者的落腳點則是產業間投入產出的關系。如果單從國內經濟生態的角度解決優先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所帶來的協調問題和內部平衡問題，容易發生明顯的結構失衡，普通產業無法支撐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升級所帶來的產能轉化問題以及市場建設問題會造成嚴重的拖累，不僅無法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還使得誘致失業等社會問題的風險大大增加。封閉的國內經濟無法消化高新技術產業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結構平衡問題，因此中國仍然需要繼續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利用國際市場解決產業升級的結構問題，不僅要開發國際市場，也要做好原材料、能源、技術等方面的進口。將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放在世界范圍內解決，使得產業間投入產出關系的平衡范圍大大增加，提高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同時也讓世界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財政扶持政策始終要以世界市場的存在為前提，以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目標。

　　三、財政專項資金———國家社會體制聯動運行機制

　　政策工具的選擇對于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至關重要。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形成高質量發展政策體系的工作目標。徐現祥等(2018)認為，只要當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是創新驅動發展時，經濟增長的速度目標才會與經濟發展的質量目標相一致，否則經濟增長速度會侵蝕經濟增長質量，如當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是要素投入時，在獲得經濟增長高速度的同時，無法兼顧經濟增長的高質量[5]。對高新技術產業高質量發展財政扶持策略的研究目標是構建中國高質量發展政策體系，特別聚焦于如何開啟創新驅動力的問題。

　　四、高新技術產業與財政專項資金

　　(一)高新技術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財政專項資金定位

　　在不同的實施環境中，財政專項資金的定位有所區別，主要分為四種：資源、信號、制度和監管。一是資源。對國家、地方政府、企業而言，國家財政的轉移支付是除市場之外的另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直接影響經濟組織的決策和行動。二是信號。對各級政府而言，財政專項資金是釋放國家戰略目標的信號載體，是政府調控市場的手段，是地方經濟工作的重點。對企業而言，與財政專項資金政策相配套的指導意見、負面清單、技術路線圖等，結合市場信號，是企業進行商業決策的重要信息。三是制度。財政專項資金是國家制度的一個具體體現，其背后是一整套國家社會體制聯動的運行機制。在中國最新一輪的機構改革方案完成之后，幾乎所有的國家部委都與財政專項資金有關。

　　(二)財政專項資金使用存在的問題

　　純粹以非市場化方式進行的財政專項資金制度存在計劃機制的固有弊端，特別是在政策機制成為資源分配的主導型機制發揮作用時，會對市場秩序產生非效率干擾：欺詐騙補、投資(包括創新投資)行為短期化、過度競爭和產能過剩、僵尸企業、非生產性資源流動與消耗。而這些經濟后果自然被觀察者們認為正是財政專項資金制度本身造成的，同時也是研究者們詬病財政專項資金制度的重要現實案例來源。

　　從現有文獻研究結果來看，認為財政專項資金存在的問題主要有：資源無序調配的市場搗亂者(干擾ST公司退市、高管薪酬高企、國企預算軟約束)[10]、僵尸企業的供血者[11]、政府補助詐騙案的受害者[12]、對創新產出做無用功的海底撈針者[13]、腐敗溫床的提供者[14]。

　　五、財政專項資金的效率評價

　　關于財政專項資金的效果，學術界存在爭議，主要體現在政府補助對高新技術產業支持的合法性、有效性及路徑選擇，此外，還有長期和短期的權重和評價標準爭議。但是，在確定研究結論是否能夠反映問題本質的辨別上，首先需要判斷這些學術研究在技術處理過程中的數據收集方法是否精確或具有代表性。

　　六、高新技術產業的財政扶持政策的改革路徑

　　要對高新技術產業的財政扶持政策進行改革，改變以往的縱向思維，即相信政府在信息和知識上比市場更有優勢，由政府挑選贏家的行政思維，代之以橫向思維，即相信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政府的主要工作是提供為市場服務的良好制度框架，提供功能性產業政策。

　　作為產業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財政專項資金的使用制度需要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主要分為促進技術創新的功能性扶持政策、化解產能過剩的精準退出政策、發揮規模經濟與網絡經濟疊加效應的產業組織政策這三大部分。

　　財政方向評職論文范文：淺談財政稅收工作中的問題及改善措施

　　財政稅收工作對于新形勢下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然而現階段我國財政稅收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財稅制度不完善，工作人員素質不高，沒有科學合理的財政預算體系，文章在分析了以上問題的基礎上，也提出了改善財政稅收問題的幾點措施，強化財政稅收工作的監管，從而保障財政稅收工作可以正常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