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比較系統地分析了互聯網使用對環保態度和環保素養的影響機制，并從環保態度-行為差距和環保素養-行為差距角度進行了延伸拓展。結果表明：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會促進居民改善環保態度、提升環保素養;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均會促進居民提升環保素養，但以學歷教育為代表的正規教育提升效果遠不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非正規教育。

　　進一步的異質性分析表明：就環境悲觀主義群體而言，互聯網使用對環保態度的改善效果比環境樂觀主義群體更為明顯;就沒有從事環保活動經歷的群體而言，互聯網使用對環保素養的提升效果比有過從事環保活動經歷的群體更為明顯。更進一步的拓展性分析表明：互聯網使用降低了居民環保態度-行為差距和環保素養-行為差距。

　　[關鍵詞]互聯網使用;環保態度;環保素養;環保態度-行為差距;環保素養-行為差距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令人矚目的高速增長，但在此過程也付出了沉重代價，生態約束日益突出。黨的十九大明確強調，必須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形成綠色生活方式。而改善居民環保態度、提高居民環保素養是實現這一使命的關鍵所在。數字經濟時代，伴隨信息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已經對工作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

　　2015年2月28日，一部大型空氣污染深度公益調查紀錄片①在互聯網廣泛傳播，不到一天時間里，視頻點擊量超0.3億次，成為社交媒體最熱門的話題。這部紀錄片反映了中國最現實的環境污染問題，雖然播出后飽受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成功地引起了公眾對環境保護的密切關注。

　　有鑒于此，互聯網使用很可能在改善居民環保態度、提高居民環保素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厘清互聯網使用與環保態度、環保素養的關系，對引導培育綠色生活方式乃至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目前關于互聯網的研究，學術界已涌現一批代表性成果，互聯網不僅會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和就業等領域，[1][2][3]而且會影響能源效率、能源強度、政府環保工作滿意度、可持續消費行為等資源環境領域，[4][5][6][7][8][9][10]其中極少與環保態度、環保素養掛鉤。對此，本文試圖在這兩方面進行拓展。

　　首先，闡釋互聯網使用影響居民環保態度和環保素養的理論機制，然后運用實證模型檢驗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環保態度和環保素養的作用效果。本文可能的創新和貢獻在于：一是視角的創新。從互聯網視角考察環保態度、環保素養的影響因素，是一次全新嘗試。二是分析的深化。在研究互聯網使用與環保態度、環保素養的關系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異質性群體造成的影響，并檢驗互聯網使用是否降低了環保態度-行為差距和環保素養-行為差距。

　　二、理論機制分析

　　(一)互聯網使用與環保態度

　　對于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居民而言，網上傳播的大量環境污染信息會誘發情感共鳴和危機意識，形成積極的環保態度。為了提高收視率和點擊率，網絡媒體傾向于報道負面新聞②來博眼球，互聯網用戶習慣快速閱讀，力求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最大信息量，因此這些負面新聞能輕松吸引網民的注意力，并產生一系列心理反應，如降低對政府的信任度，主張監督政府工作的必要性;轉變對環保的看法，重視解決環境問題的緊迫性;損害主觀幸福，涌現巨大挫敗感。[11][12]

　　相比網絡媒體的自由化，傳統媒體受到政府的嚴格管束，傾向于報喜不報憂，很難產生類似環境問題的負面激勵效果。[13]事實上，關于生態環境的負面信息比正面或中性信息更容易刺激大腦，激發情感共鳴，形成焦慮感、緊張感。焦慮緊張累積至一定程度，將迫使網民重視環境保護的緊迫性。[14][15]

　　根據進化論，人們已經養成有效應對危機的能力，即通過關注事件進展預先作出規避風險的反應，這種反應包括思想和行為兩方面。僅從思想上來看，互聯網報道的大量環境污染現象，加深了網民對危險處境的判斷，③使之意識到環境問題不單單是一項政治議題，而是與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嚴重影響當代日常生活，所以出于生存考慮，網民會自覺、主動地調整環境立場，樹立積極的環境保護態度。[16][17]

　　對于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居民而言，互聯網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會誘導參與環保決策和環保監督，形成積極的環保態度。就參與環保決策而言，有證據顯示，互聯網使用推動了民主化進程，加強了政府與網民的合作關系，[18][19]其中《環境保護公眾參與辦法》的實施，更是鞏固了兩者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合作。

　　合作建立的良好溝通渠道具有雙向作用：一方面類似“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的政府主張，很可能對網民的環境保護態度形成積極影響;另一方面，網民根據實際情況對相關部門防治污染的政策法規提出可行建議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在加深對環境保護必要性的認識，有助于培養積極的環境保護態度。

　　就參與環保監督而言，互聯網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意味著政府環保工作受到網民監督，監督過程一是鼓勵舉報生態破壞行為，樹立正確的生態價值觀，從而對積極的環保態度具有催化作用;二是幫助及時了解環境違法處罰信息，環境違法處罰信息具有警示作用，有助于激勵自覺遵守環境法律法規，形成積極的環境保護態度。除此之外，互聯網還為政府宣傳“環保惠民”思想提供了重要渠道，環境保護改善身體健康狀況，身體健康又提高賺取收入的能力，[20]從而可能誘發積極的環境保護態度。

　　(二)互聯網使用與環保素養

　　對于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居民而言，網絡媒體為環境知識分享搭建了良好平臺，有助于提升環保素養。互聯網使用提升環保素養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21][22][23][24][25]

　　第一，縮小外部差距。就本國與外國而言，素養差距是普遍存在的，其中包括內部環保素養相對外部環保素養落后。內部環保素養相對外部環保素養落后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信息流通閉塞，無法公平享受同等信息，而網絡媒體的出現打破了信息分布不均衡的格局，有助于構建先進環境知識體系，完善環境知識結構，加深環境知識儲備，從而縮小環保素養外部差距、提高環保素養整體水平。

　　第二，縮小內部差距。就本國內部而言，不同個體之間素養差距也是普遍存在的。高素養網民利用網絡媒體分享危害識別、立法執法、行為規范等環境知識，并與低素養網民積極開展環境信息互動，可以很輕松地達到“縮小內部環保素養差距”的目的。網絡信息互動具有包容性特點，不同層次的網民可以在這里暢聊環保熱點話題，交流知識、交換看法，從而提升雙方環保素養。

　　事實上，提升環保素養一般有兩種途徑：一是正規教育，二是類似網絡媒體的非正規教育。基于網絡媒體的非正規環境教育是對正規環境教育的有益補充。高水平環保素養不但要求了解環境污染現象，知曉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而且要求充分掌握環境問題的起因以及可能帶來的一系列后果。由此，提升環保素養需要理論聯系實際，培養發散性思維。網絡媒體是培養發散性思維的重要渠道。

　　三、指標設計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互聯網使用分別與環保態度、環保素養的關系，合理構造衡量互聯網使用、環保態度以及環保素養的相關指標是本文的關鍵。本文所采用的指標均來自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GSS2013)。④

　　(一)被解釋變量的選取

　　環保態度(attitude)。環保態度是指居民對環境保護的看法，如果表示支持環境保護，那么可視為積極的環保態度。問卷中沒有上述的直接指標，但有“您認為在貧富分化問題、失業問題、人口問題、社會治安問題、腐敗問題、環境問題、醫療衛生問題、社會信任問題、賣淫嫖娼問題、城鄉差距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中，哪一個是第一需要解決的?

　　哪一個是第二需要解決的?哪一個是第三需要解決的?”的問題，該問題可以從側面反映居民的環保態度，如果選擇環境問題作為三類最先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那么足以說明居民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和支持。由此，本文依據三類回答是否包含環境問題來構造指標，如果包含則attitude取值為1，否則為0。環保素養(Alevel)。

　　環保素養是指居民對環境保護知識的掌握程度，如果掌握程度足夠高，那么可視為高水平的環保素養。問卷中有比較好的可以識別環境保護知識掌握程度的問題，即“您認為‘汽車尾氣對人體健康不會造成威脅’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您認為‘過量使用化肥農藥會導致環境破壞’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您認為‘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會造成水污染’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您認為‘含氟冰箱的氟排放會成為破壞大氣臭氧層的因素’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您認為‘酸雨的產生與燒煤沒有關系’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您認為‘物種之間相互依存。

　　一個物種的消失會產生連鎖反應’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您認為‘空氣質量報告中，三級空氣質量意味著比一級空氣質量好’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您認為‘單一品種的樹林更容易導致病蟲害’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您認為‘水體污染報告中，V(5)類水質意味著要比I(1)類水質好’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您認為‘大氣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會成為氣候變暖的因素’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至此，構造環保素養指標有兩種思路：一是依據十個問題是否全部回答正確進行表征，如果全部回答正確則Alevel取值為1，否則為0。二是放寬約束條件，依據十個問題構造五個指標分別進行表征，如果全部答對則Alevel1取值為1，否則為0;如果答對九道題Alevel2取值為1，否則為0。以此類推。考慮到僅以“滿分”標準區分環保素養高低可能有失偏頗，因此本文決定采用后者表征方式。

　　(二)解釋變量的選取

　　互聯網使用(internet)。本文依據兩個問題的回答構造互聯網使用指標，即“報紙、雜志、廣播、電視、互聯網以及手機定制消息中，哪個是您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您對互聯網的使用情況如何”。如果回答互聯網是最主要的信息來源且使用情況為經常或非常頻繁，那么internet取值為1，表示居民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否則為0。

　　除此之外，本文還引入了一系列可能影響環保態度和環保素養的控制變量，具體是個體特征變量(性別、年齡、戶籍、收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健康狀況)和家庭特征變量(家庭經濟狀況、父母教育程度)。

　　四、基準分析

　　考慮到被解釋變量均是二元離散選擇變量，本文采取probit模型進行回歸檢驗。同時，考慮到遺漏變量(如心理因素、生活習慣、設施條件等)和測量誤差(如居民對環境問題的理解存在偏誤等)可能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還將借助工具變量方法進行兩階段回歸檢驗。為了能從兩個不同角度度量互聯網使用，本文構造了兩種工具變量：一是主觀工具變量。主觀工具變量是依據居民生活習慣來構造的。

　　對于平時有上網習慣的居民來說，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可能性更大。問卷中有“您是否經常在空閑時間從事上網活動”的問題，該問題恰好可以反映生活習慣，用作互聯網使用的主觀工具變量。二是客觀工具變量。客觀工具變量是依據互聯網設施條件來構造的。對于互聯網落后地區的居民來說，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可能性更小。問卷中沒有直接反映互聯網設施條件的信息，但有“受訪者居住的地區類型”，通常越靠近中心城區，互聯網設施條件越好，于是本文選擇“受訪者居住的地區類型”作為互聯網使用的客觀工具變量。首先分析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環保態度的影響。

　　probit(1)顯示，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環保態度的影響不顯著，這很可能是由于內生性導致的。atanhrho_12參數檢驗發現模型在5%的水平上拒絕不存在內生性的假設，所以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兩階段回歸更為合適。ivprobit-cmp(2)顯示，控制互聯網使用的內生性后，基本不影響其他變量對居民環保態度的影響。

　　從ivprobit-cmp(2)可以看到：(1)互聯網使用對環保態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居民擁有積極環保態度的可能性更大。互聯網使用的邊際效應為0.229，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與其他居民相比，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居民擁有積極環保態度的概率將上升22.9%。互聯網增加了接觸環境信息的機會，使得居民能充分了解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食品安全、居住條件等產生的危害，從而更可能形成支持環境保護的心理傾向。

　　(2)年齡的一次項對環保態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二次項對環保態度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說明兩者關系呈倒“U”形分布。(3)政治面貌的邊際效應為0.054，在10%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與其他居民相比，共產黨員擁有積極環保態度的概率將上升5.4%。

　　報告了兩階段回歸第一階段的估計結果。工具變量IV1、IV2均與互聯網使用顯著正相關，說明了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從模型(3)可以看到：收入與互聯網使用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這可能是財富越多的居民越有動力提高互聯網使用率;教育程度與互聯網使用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即高學歷的居民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可能性更大。然后，分析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環保素養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到：

　　(1)在五種不同假設前提下，互聯網使用對環保素養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居民擁有高水平環保素養的可能性更大。互聯網使用的邊際效應介于0.137～0.220之間，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與其他居民相比，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的居民擁有高水平環保素養的概率將上升13.7%～22%。現代教育具有多元化、開放化、個性化的特點，提高居民環保素養不再受制于傳統課堂教學模式，而可以通過互聯網加深對環保知識的理解。

　　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知識傳播的成本不斷下降，越來越多的居民可以跨越地理邊界和文化邊界獲取先進環保知識。由于書本知識很少涉及環境保護，正規教育渠道提升居民環保素養的效果較弱，最終形成對互聯網等非正規教育渠道的路徑依賴。有意思的是，關于教育程度的檢驗恰好證實了這一點，即以學歷教育為代表的正規教育提升環保素養的邊際效應(0.073～0.122)遠不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非正規教育(0.137～0.220)。

　　(2)性別的邊際效應介于0.044～0.087之間，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與女性相比，男性擁有高水平環保素養的概率將上升4.4%～8.7%。

　　(3)戶籍狀況的邊際效應介于0.048～0.134之間，說明與農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擁有高水平環保素養的概率將上升4.8%～13.4%。

　　(4)政治面貌的邊際效應介于0.064～0.067之間，說明與其他居民相比，共產黨員擁有高水平環保素養的概率將上升6.4%～6.7%。

　　(5)家庭經濟狀況的邊際效應介于0.125～0.179之間，說明與其他居民相比，家庭條件中等偏上的居民擁有高水平環保素養的概率將上升12.5%～17.9%。

　　五、異質性分析

　　本部分主要研究兩個問題：互聯網使用對環保態度的影響是否會因居民對環境問題的感知偏向而產生差異?互聯網使用對環保素養的影響是否會因居民從事環保活動而產生差異?針對第一個問題，當居民對環境問題的感知偏向于悲觀時，內心的失落與網上傳播的大量環境污染信息相契合，從而更易誘發情感共鳴和危機意識，形成更為積極的環保態度。

　　作為信息接收者的網民，面對來自互聯網的環境負面信息并非全盤接納，而是會有一個篩選過程，這個篩選過程根據自身需求加以識別。也就是說，環境悲觀主義者⑤可能對互聯網環境負面信息具有較高的認同與接納，以至于產生更為鮮明的焦慮感、危機感。

　　更為鮮明的焦慮感、危機感將進一步激發更為強烈的生存欲望，迫使人們盡更大努力解決各種環境問題，樹立更為積極的環保傾向。反過來，當居民對環境問題的感知偏向于樂觀時，互聯網使用對環保態度的誘發機制可能不明顯。對于持環境樂觀主義的網民⑥而言，互聯網環境負面信息與自身觀念相沖突，由此可能引發真實性質疑，不認同上述信息。

　　認同是網民接納互聯網環境負面信息的重要前提，一旦出現不認同的情況，將產生對這類信息的排斥心理，最終難以形成負面激勵效果。⑦綜上所述，本部分首先檢驗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環保態度的異質性影響。

　　問卷中有比較好的問題可以區分環境悲觀主義群體和環境樂觀主義群體，即“您認為下列環境問題在自身所在地區的嚴重程度如何：1.空氣污染;2.水污染;3.工業垃圾污染;4.生活垃圾污染;5.野生動植物減少”。然后檢驗互聯網使用對居民環保素養的異質性影響。問卷中有比較好的問題可以區分沒有從事環保活動經歷的群體和有過從事環保活動經歷的群體，即“您是否從事過下列環保活動：1.與自己的親戚朋友討論環保問題;2.主動關注廣播、電視和報刊中報道的環境問題和環保信息;3.積極參加政府和單位組織的環境宣傳教育活動;4.積極參加民間環保團體舉辦的環保活動;5.積極參加要求解決環境問題的投訴、上訴”。

　　從中可以看到，所得結果均與預期一致。就環境悲觀主義群體而言，互聯網使用對環保態度的改善效果比環境樂觀主義群體更為明顯;就沒有從事環保活動經歷的群體而言，互聯網使用對環保素養的提升效果比有過從事環保活動經歷的群體更為明顯。

　　六、拓展性分析

　　本部分主要檢驗互聯網使用是否降低了環保態度與環保行為的差距以及環保素養與環保行為的差距?環保態度是各國政府用以預測環保行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不可否認的是兩者存在差距，積極環保態度有時不一定催生積極環保行為。互聯網使用對積極環保態度的誘發機制一部分來源于風險感知，這種風險感知可能進一步喚起綠色生活方式，⑨最終降低環保態度與環保行為的差距。[26][27]同樣，環保素養和環保行為也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互聯網使用對高水平環保素養的誘發機制來源于知識儲備，這種知識儲備可能進一步培育綠色生活理念，⑩最終縮小環保素養與環保行為的差距。[28]七、主要結論與政策含義本文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比較系統地分析了互聯網使用對環保態度和環保素養的影響機制，并從環保態度-行為差距和環保素養-行為差距角度進行了延伸拓展。

　　結果表明：多數居民不具備積極的環保態度;居民環保素養存在一定缺失;除政治面貌和年齡因素外，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會促進居民改善環保態度，隨著互聯網使用的增加，居民不僅更有可能產生情感共鳴和危機意識，而且更有可能參與環保決策和環保監督，形成積極的環保態度;除家庭經濟狀況、政治面貌、戶籍狀況、年齡和性別因素外，經常使用互聯網瀏覽信息會促進居民提升環保素養，隨著互聯網使用的增加，居民更有可能跨越地理邊界和文化邊界獲取先進環保知識，形成高水平的環保素養;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均會促進居民提升環保素養，但以學歷教育為代表的正規教育提升效果遠不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非正規教育。

　　進一步的異質性分析表明：就環境悲觀主義群體而言，互聯網使用對環保態度的改善效果比環境樂觀主義群體更為明顯;就沒有從事環保活動經歷的群體而言，互聯網使用對環保素養的提升效果比有過從事環保活動經歷的群體更為明顯。

　　更進一步的拓展性分析表明：互聯網使用縮小了居民環保態度-行為差距和環保素養-行為差距，促進了積極環保態度和高水平環保素養向垃圾分類投放行為、自備購物籃行為、塑料袋重復利用行為的轉化。

　　環保方向論文范文：加強基層環保執法工作的措施

　　摘要:加強環境保護工作，尤其是做好基層環保執法工作，既可較好地促使企業履行環境保護主體責任，降低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數量及發生率，又是實現法治中國、依法行政的主要內容，更是為子孫后代留下寶貴的財富，可謂“利在當代、功在千秋”。本文結合筆者多年的工作經驗，深入探討了加強基層環保執法工作的措施。

　　關鍵詞:基層,環保執法,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