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由傳統到現生了轉型，主要體現在了現代化和全球化兩個方面，國家認同是國民對國家情感，信念產生的依賴，也是屬于理性贊同，并且得到了相應的群體意識。國家認同也是領土認同，國民認同和主權合法性認同的統一體，社會轉型的政治變革，社會流動，文化差異極易引起認同危機。社會轉型中的國家認同危機表現為現代化引發國家主權合法性危機、全球化彰顯區域間文化差異和價值沖突、流動性凸現民眾的群體身份困惑。

　　關鍵詞：社會轉型,國家認同,現代化,全球化

　　一、社會轉型及其兩個維度

　　社會是指“為了滿足人類生存的各種需要而組織起來的以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們相互聯系的生活共同體”。社會是人們以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為基礎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產物。在組成社會的人群中，人們之間在規范的指引下進行交往，通過一定的分工協作形成了互相依存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關系。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他強調“交互作用”，不管其形式如何，“社會……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本質上講，社會是人的組織形式，自然狀態的“個人”不構成社會，成為組織化的“個人”才構成社會。

　　廣義的社會轉型是指一個人類共同體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狀態與過程。社會的發展并不是從一種類型向另一種類型的“跳躍”，而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恒速運動，而是時快時慢，時而漸變，時而突變。處于漸變時期的社會發展緩慢，能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基本固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處于突變時期的社會發展急遽，能夠在短時間內發生社會結構的解體和社會秩序的劇烈動蕩，直到完成新的社會結構重組，形成新的社會秩序，達致新的平衡;社會突變時期的急遽發展是社會轉型的基本內涵。

　　社會轉型具有整體性、漸進性的總體特征。整體性決定了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變遷，涵蓋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幾乎全部內容，在政治方面表現為從專制到民主、從人治到法治、從臣民到國民，在經濟方面表現為從農業到工業、從鄉村到城市、從同一到分化，在文化方面表現為從一元到多元、從精英到大眾、從封閉到開放;漸進性是指社會轉型常常表現為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傳統和現代并不是一對截然分離的二項變量，而是由兩個極構成的連續體。因此嚴格地說，傳統與現代化都是相對的，沒有截然分離的界標，也不像革命那樣有一個明確的轉折點。在從傳統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社會猶如一個游標，愈來愈遠離傳統的極點而愈來愈趨近現代的極點。”社會轉型從“傳統”到“現代”的漸變過程可以視為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社會轉型有“現代化”和“全球化”兩個維度：“現代化”是一個歷史范疇，指從傳統到現代的時間演進;“全球化”是一個地理范疇，指從區域到全球的空間拓展。對于近代以來開始社會轉型的大多數后發國家來說，現代化過程和全球化過程交錯在一起成為同一個過程，或者說是同一個過程的兩種表現形式：在一個國家的內部表現為現代化，在一個國家的外部表現是全球化;表現在時間上是“現代化”，表現在空間上就是“全球化”。現代性是社會轉型的目標與方向，社會轉型實質上就是實現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羅榮渠把廣義的現代化指為“自工業革命以來現代生產力導致社會生產方式的大變革，引起世界經濟加速發展和社會適應性變化的大趨勢”。

　　塞繆爾·亨廷頓對現代化做了很通俗的描述：“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復雜的、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現代社會中的人的態度、價值、知識和文化極大地不同于傳統社會。”亨廷頓強調現代化的意義，認為可比之于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變，即文明本身的出現。現代社會起源于西方，包括中國社會現代轉型在內的非西方傳統社會的現代化，都是在融進西方建立的全球體系的過程中和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開始現代化進程的。“所謂全球化，從總體上說就是人類從以往各個地域、民族和國家之間彼此分隔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走向全球性社會的變遷過程。”“全球化”之前，世界不同的文明體系各自獨立發展，互相之間沒有實質意義的交流，存在差異但感知不到差異。

　　15世紀末開始的地理大發現，打開了歐洲人的視野，整個世界逐步展現在人們的面前，隨著歐洲殖民者向全世界的擴張，世界被首先以貿易的形式聯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幾個主要國家進行市場占領、原料掠奪、屬地擴張等硬實力的比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范圍內的民族主義運動興起，亞非拉等原殖民地紛紛獨立，“民族國家”作為主要政治共同體成為了參與國際事務的主體。在信息化、市場化、民主化的同時作用之下，全球化主要表現為信息共享、文化交流、價值滲透，各個民族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展現的是以軟實力為主的綜合國力的比拼。

　　二、國家認同及其三個要素

　　“認同”即認知和同意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和同一性。國家認同是國民對所屬國家基于情感、信念而產生的感性皈依和基于認知、判斷而產生的理性贊同，并由此獲得相應的群體意識的結果及過程。從內涵上可以把國家認同區分為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相似性和同一性”指向群體的身份，強調歸屬感的生成、信念的產生;“認知和同意”指向群體的意識，強調理性贊同和價值判斷。身份認同與價值認同的生成規律與過程有所不同。身份認同是一個雙向承認的過程，即社會個體承認自己屬于某一個群體，同時也需要群體承認和接納社會個體，這樣才能產生個體身份的歸屬感，只有一個單向的過程不可能產生歸屬感，也當然不會產生認同。

　　價值認同的產生則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只需要主體或客體一方的承認或接納即可。國家認同一定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所認同的國家一定是現實的，而非理論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國家在人類社會出現階級、發展到階級矛盾無法調和的特定階段才會出現，國家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作為一種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也會消亡。“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于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國家是歷史的產物，國家認同也是歷史的產物。國家認同萌生的過程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相一致。

　　根據民族國家的領土、人民、主權三要素理論，國家認同也可以視為由領土認同、國民認同和主權合法性認同這三個要素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體。領土“是社會權力的基礎，也是國家的另一個代名詞”。一個國家的民眾對國家的認同過程，首先自然包含對本國地理環境等自然要素的認知，包括國家的邊界、位置、疆域、山川地貌、氣候等自然地理特征以及人口、人種、物產等人文地理特征。國民是國家的主體，也是國家認同的主體，國家認同的過程也是國民身份確認的過程。人作為多重的社會存在，不僅包括性別、宗族、階層、族群、宗教、地域等多重身份，也包括了個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對自身權利的體驗和義務的確認。

　　認同自己是某一國家的國民，一方面是從法律上對個體身份的確認，另一方面也是從文化上對個體身份的確認。通俗來講，就是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某國人。國家主權的合法性，是指國家對內、對外絕對權力的來源具有正當性。主權指的是一個國家獨立自主處理自己內外事務，管理自己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國際法意義上和現代國際關系中，國家主權具有三重含義：第一，主權是獨立的，既不受其他國家支配，也不支配其他國家;第二，主權關系是平等的，既不凌駕于別國之上，也不依附于他國之下，大國、強國的主權不高于小國、弱國;第三，主權涉及的領域相互排斥，任何主權國家只能管轄自己領土范圍內的事務。國家主權具有至高性、平等性和排他性的根本特征，三種屬性相互關聯，不可缺一。

　　三種屬性的發揮就是國家主權合法性的體現。其中，國家主權的至高性也是主權的絕對性和永恒性，指國家主權的賦予是無條件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全體國民作為主權者不受法律約束，主權者行使權力時產生的命令就是法律。20世紀90年代以來，要求重新定義國家主權的呼聲漸長，認為國家主權的絕對性和排他性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全球化時代的發展和變化。對國家主權及其屬性的承認、認可就是對國家主權合法性的認同。

　　三、社會轉型與國家認同危機的同一性

　　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政治變革、社會流動和文化差異引發國家認同危機。認同的目的是尋求生存方式的穩定性、持續性和生存環境的安全，但是認同過程卻是始于政治的變革、社會的流動和文化的差異。政治的變革、社會的流動和文化的差異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表現，但三者有相同的實質，即尋求‘認同”。人們之所以尋求認同，是因為人具有追求一致、穩定和安全的天然特性，轉型社會中的變革、流動和差異給轉型社會的人們帶來恐懼、痛苦和各種不安全感。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政治變革、社會流動和文化差異，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交替的必然現象。

　　“民主化”“流動性”和‘‘差異性”是現代民族國家中“現代性”的基本特征。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萌生與強化，都必須在新的價值體系和國家觀念的基礎上，建立“民主”、適應“流動”、承認“差異”。社會轉型導致“國家認同”出現危機，是因為轉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急遽變革使“國家認同”作為問題凸顯出來，人們在“現代化”過程中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意識到國家主權歸屬及其合法性問題、國家空間范圍內文化價值與外界發生了沖突、國民身份在廣泛的社會流動中產生了困惑。

　　1.現代化引發國家主權合法性危機

　　社會轉型的現代化維度要求現代國家政治民主化，危及的是舊的國家主權合法性認同，需要重新建構的則是新的主權合法性認同。現代民族國家也應該是民主國家，現代民族國家組織形式最基本的表現就是國家主權意識的確立和國家主權以法律形式確認歸屬于全體人民。傳統國家的主權合法性來自于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宗教”和“神圣”，而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的合法性則源于“契約”基礎上的權利讓渡和利益共享機制的建立。社會轉型使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突現出來，不同的利益群體通過政治方式進行利益協調，他們是參與政治活動的政治主體，有相互關系的不同政治主體相互作用導致轉型社會的政治變革。

　　政治變革產生于社會系統的變革之中，政治變革的方式與目標受制于社會系統各個部分相互依存的復雜關系。在轉型社會中，政治變革意味著傳統政治體系的變化和解體，但并不意味著現代政治體系的迅速建立。傳統政治體系的解體，可能朝著自由民主的方面邁進，也可能暫時朝著威權政治的方向邁進。朝著民主化方向的變革是政治發展，朝著威權政治方向的變革則是一種政治倒退，是現代化進程的曲折和“迂回”。政治“民主化”應當是最終的方向，現代化進程中威權政治的出現注定只是一種暫時現象，是社會轉型和現代國家建設中的“試誤”。

　　傳統政治體系無論朝向哪一個方向變革，都必定預示著原有政治規則的無效和新政治規則的建立，表示著國家機器的運行規則與方式發生變化，甚至可能導致國家通過強制力維護規則能力的下降。民眾與代表國家權力權威之間的原有聯系機制被打破，會使社會成員，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普通民眾失去安全感。他們所熟悉的政治規則失效了，新的政治規則尚未被接受或者尚未完善或得不到信任。

　　于是，逃離社會實體(向國外移民)、行為越軌、違法犯罪、官員貪腐、信用缺失、金錢至上等社會亂象叢生。這些現象的出現很容易導致國家現代化轉型中的威權政治體制的建立。這些社會亂象背后的原因正是人們失去規則的保護而缺乏安全感，并通過各自的方式尋求安全感。作為國家認同主體的社會成員，其從“臣民”向“國民”身份轉變，既有國家觀念、個人權利意識的轉變與更新，也有對于新的國民身份的切身感受與體會。現代國家觀念本質上是一種現代性的政治共同體認同形式，新國家觀念確立是人類共同體意識進入現代性過程中的一場深刻變革，標志著人們理性了解世界、認識自身的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

　　2.全球化彰顯區域間文化差異和價值沖突

　　社會轉型的全球化維度彰顯了全球化范圍內區域間的文化差異和價值沖突，危及的是本群體文化價值所根植的土壤。所有的文化都依托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不同的地域產生了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差異和價值沖突實際上危及的是對國家的領土認同。把社會轉型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兩個維度勾連在一起的是文化差異：全球化產生了差異性，現代化則承認差異性。差異性是認同的基礎，正是因為意識到差異的存在，人們才從中區分出“他們”，才會去尋找“我們”，去追求同一性。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在談到現代性的時候，特別強調“我們的現代性”，在他看來“可能還有一些現代性并不屬于我們，換句話說，我們的現代性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性。

　　可能別人認為是現代的，我們無法接受;同樣，我們認為是寶貴的現代性要素的，別人可能并不認同”。孔飛力認為：“使得一個國家成為‘現代’國家的，是它所面臨的為我們所處時代所特有的各種挑戰：人口的過度增長，自然資源的短缺，城市化的發展，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等等;而最重要的，則是經濟的全球化。對于同樣的挑戰，不同的國家由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背景所決定，所作出的反應是不同的。而它們的不同反應，往往是通過各自國家的不同特點而表現出來的。”

　　全球化所展現的信息共享、文化交流和價值滲透，一方面讓不同地區的民族國家及其民眾之間趨于普遍化、同質化和一體化;但另一方面也同時讓不同地區的民族國家及其民眾發現并展示各自的特殊性、異質性和多樣性。所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價值觀念以“普世”的名義在全世界大行其道，所有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都在所謂“普世”價值體系之下進行對話，但是又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有著完全相同的文化、價值和民主制度。全球化非但沒有在廣泛深入的文化交流、價值滲透中達成某種統一的價值認同，反而使各民族國家更加意識到文化的差異和價值的沖突。文化交流和價值滲透從來都不是單向的流動，發達國家不是以“普世”之名單純地輸出文化和價值觀;后發國家也不是就只能以落后的地位被動地輸入和接納，以外來的文化和價值體系取代本土的文化和價值體系。

　　現代文化和普世價值的產生、傳播是全球范圍內所有文化主體在互動中共同參與、共同建構的過程與結果——這也正是“全球化”的過程與結果，也是“全球化”的真正意義所在。現代化道路與模式的多樣性充分說明，全球化進程不會是以某種“先在”的模式去消弭差異而統一全球，而是不同模式間的相互對話和相互影響。不同的文化共同體總會依據本群體特有的歷史傳統和集體記憶，與外部進行信息互換，進行自身的變革、創新與發展，并把自身置于更大的“世界”當中，以凸顯與眾不同的特征，從而獲得認同。

　　3.流動性凸現民眾的群體身份困惑

　　社會轉型的流動性特征凸現的是共同體成員的、不同層次的群體身份困惑，危及的則是民族國家的國民身份認同。社會的轉型從社會的流動開始，社會的流動從人的流動開始。人口流動可以分為國家內部的人口流動和國家之間的人口流動，這兩個范圍內的人口流動都會影響國家認同。表面上看，人口在一個國家內部的流動似乎并不會影響對國家的認同，只有跨國的人口流動(即國家間移民)才關乎國家認同問題。其實不然，一個國家內部的人口流動與公共領域的產生有著直接關系，流動的生存方式和狀態能夠突出人們的認同意識。

　　社會流動性需要人們彼此之間產生公共話語、公共規則和公共意識，因而導致公共空間的產生。人的流動是人力和人才的流動，與之相伴的一定有資金的流動和文化的流動。“人口是勞動力生產要素的源泉，其自由流動不僅是勞動力市場作用的體現，也是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城市化”，從鄉村社會發展成為城市社會，人口、資金、文化、教育、基礎設施等各種社會資源向城市流動。隨著社會精英向城市轉移，經濟活動、文化活動、政治活動等的重心也向城市轉移，并由此引發社會整體結構的轉型。

　　全球化時代的國家認同一定不僅僅是既定國民身份的被動確認，而是國民意識在公共領域中的萌生，國民權利在公共領域中的彰顯。國家認同既不是與生俱來，也不會是一勞永逸。國家認同需要國家與社會在良性互動中通過公共領域不斷地塑造與培養。本國國民即使不移民也一樣可以表達對于國家的不認同，被動的國民身份并不能夠成為國家認同的確證，國家認同一定是發自內心的皈依。一個人無法改變自己的民族出身和文化基因，但是可以選擇自己的國家身份和政治態度。不同于民族身份認同的先天性，國家身份的認同是可以選擇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行為通常是民眾的一種基于理性的選擇。 從“神圣”走向‘世俗”是社會現代化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個“怯魅”的轉變過程中，公民逐漸擺脫蒙昧的、無意識的臣服狀態，有權利去自主選擇政治立場和政治身份。“移民”并非簡單地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的空間上的移居，還面臨著更為深刻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的轉換問題。作為一個擁有自由遷徙權利的社會個體，可以理性選擇居住國，但是新的居住國是否接納，卻是一個無法僅憑自身理性就可以決定的問題。即使新的居住國從法律上可以輕易地接納，該國原有民眾作為民族共同體是否從文化上接納仍然是個問題，而且是一個更大的問題。總之，現代化和全球化引起的流動性增強和“跨國家組織”“超國家組織”“次國家組織”等現象的出現，使個人的身份認同變得“復雜”和“模糊”，交織其中的移民行為、跨國婚姻、跨國經濟活動使社會成員的群體身份尤顯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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